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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80年代”:历史叙述与文学想象

By admin in 现代文学 on 2020年2月1日

【羊城晚报】“80年代”:历史叙述与文学想象

在这方精致的人大校园,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都在发生新鲜的故事,有人在一勺池畔轻声诵读,有人在谨勤路上匆匆穿行,有人刚刚结束通宵的奋笔疾书站立窗前眺望远方,有人站上讲台翻开书本谈论古今天下,有人围坐一圈热烈讨论话题……这些风景一直在我们身边,年复一年,镶刻在人大地图里。


有很多人,值得歌颂;有很多故事,值得分享。智库建言、协创平台、百村调研、同辈关怀、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每个故事都有人来了又走,都充满自信、惊喜和欣慰,也流淌着不安、失落和泪水。

稿件来源:羊城晚报2015-06-07第B2版 | 作者:卢盛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5-06-08 | 阅读次数:

本学期人大新闻网继续推出《光阴人大》系列稿件,讲述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希望通过他们的心路和足迹,分享人大精神、凝聚人大力量,珍惜这一段难忘的光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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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期光阴人大为您讲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和他的“文学梦”。

  随着相关出版物的大批涌现,“80年代”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的热点话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表述,从文化意义上看,还是一个具有跟五四几乎同等重要的概念,现在的文化生态也仍然受着80年代的影响,就像我们一直受到五四的影响一样。“80年代”为何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如何成为热点?为此,中山大学教授张均、魏朝勇、郭冰茹、罗成等学者在“南方文谈”论坛上展开讨论——  “80年代”or“新时期”:为何成热点?  罗成[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从2005年开始,“80年代”逐渐成为大众传媒与国内学术界研究关注的话题,有两方面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是大众传媒、出版行业,从2006年以来广泛地开始讨论80年代的话题,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八十年访谈录》、《追寻80年代》、《我与八十年代》。从2005年开始,在国内的学者中间,较早的是人民大学的程光炜开始关注到了“重返80年代”的问题,并将之作为他自己进行当代文学史探讨的一个主攻方向;其次还有北大的洪子诚、贺桂梅以及华东师大的罗岗等人,在近几年都从不同的方面来关注作为文学史研究的80年代的问题。  首先,是谁在叙述“80年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是媒体精英,二是学界学者,三是主流话语。大众媒体主要的还是以浪漫、想象的方式去回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而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更多地采取一种学术的、知识的态度,通过知识考古,或者说谱系勾勒的方式回到那个年代;主流话语方面,更多采用的还是主旋律宣传方式来进行叙述。  为何在2005年之后会出现对80年代的大量的回忆访谈、学术研究?三种叙述主体的目的在我看来也是不大一样的。传媒更多的还是要弄出一个能吸引人们眼球的对象,来进行一系列的商业包装和知识产品的销售;学者们更多的是关注当代文学如何成为一门具有合法性的学科;主流叙述回顾80年代是要为当下进程确立其发展逻辑。  其实,对于“80年代”或“新时期”文学的反思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代表是洪子诚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该书中,洪老师对于“新时期”是有质疑的,他用“50-70年代文学”来叙述80年代之前的文学历史,后者用的是“80-90年代文学”,开始脱离了“新时期”这样的命名或概括。在这种说法替代的背后其实隐藏的是学术思路上的一种转变。  有学者认为,“新时期”的说法隐含着一种文学上的进化论的思维模式,而洪先生用“80-90年代文学”,或者程光炜先生用“80年代文学”这样的命名,看上去是更客观了,这是九十年代以来实证主义的学术研究方式影响到了我们对80年代的认识。第二,“80年代”也影响到了我们对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学的理解。比如说80年代在文学观念的方面,最重要的一些代表性的观念,像以刘再复为代表的文学主体论、性格组合论等观念的推出,以及以鲁枢元为代表的文艺学的向内转的方式,在更深的层面上是与之前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把握世界的方式形成了一种对立,它真正针对和颠覆的目标是在五六七十年代占据了中国文学最主要地位的一系列的文学观念,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三突出”,等等。我认为,“80年代”伴随着近百年中国文学的理解,今天不管是理解晚清文学、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都离不开“80年代”的独特眼光。  魏朝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新时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陈平原用“20世纪文学”的概念来取代现当代文学的分期,说那是线性进步论,其实“20世纪文学”也是线性进步论的概念,并没有跳出来。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追求进步的,我们的文学史的表述也是离不开线性进步论的。“新时期”不仅是“80年代”,它从“文革”结束后就开始了。“新时期”首先是政治概念,标志着“文革”的结束,新时代的到来。那么新时期的下限在哪里?我个人认为新时期是从“文革”结束到1989年。那它是不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没错,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在表述中国现当代史和文学史离不开这样的概念,这是中国现代性未竟的事业造成了这样一种表述的难题。表述需要这样,但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遮蔽。  简单or复杂:命名的合理性  郭冰茹[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当代文学史叙述中是有一种用“80年代”的概念来代替“新时期”这样一种倾向的。但我觉得新时期这个概念,在文学史上存在了这么多年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新时期是用以参照“文革”的,“文革”结束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才称之为新时期。“80年代”这个概念并不能完全代替“新时期”,首先从时间上讲,新时期从“文革”结束后开始算起,从1976年到1978年,1978年再往后,如果单纯用“80年代”,那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还未进入80年代的那几年其实是非常难以叙述的。  我觉得难以用一种线性的文学史来贯穿80年代的文学叙述。比如我们讲新时期文学,总是从伤痕文学开始讲起,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寻根讲完之后大家突然觉得没有办法再往下连了,于是开始讲新写实、新历史,又什么女性写作,然后加个王朔。而且问题是,在我们讨论80年代初期文学的时候,也不能单纯地用伤痕、反思、寻根这样来连,如果这样讲的话,你会发现王蒙、汪曾祺、高晓生等的一些创作没有办法被纳入到这个线性的叙述中来。我觉得应该使用杜赞奇的那种所谓复线的历史叙述方法来重新叙述80年代的文学或历史。也就是说,文学的多元化其实不是从80年代末或90年代才开始的,可能从“文革”开始就已经有文学的复线的发展。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我们用一个大的概念去概括,比如说“80年代文学”,或者“50-70年代文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忽略了其中的一些差异性。陈思和提出“潜在写作”这个概念,他其实是为了打破文学一元化,但他忽略了一点,就是当时进行潜在写作的一些作家,他们也有一些地上文学在发表,比如有两个郭路生、两个郭小川、两个顾准、两个刘心武,等等。  用简单的时间划分来讨论文学作品或是作家创作,有其方便性,但也存在局限性。所以,单纯地以时间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划分,我觉得是有欠科学性的。  张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80年代”是一个过去的年代,同时也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今天的眼光。我们怎样看待过去的文学作品、文学史和社会,实际上都受到“80年代”的塑造。主流和媒体要建构的是一个理想的、正确的80年代,而程光炜讲的是我们这样理解80年代有什么问题,长期以来的这种自然化的眼光本身是由什么权力导致的,多多少少是在拆解我们理解的80年代。这两个中间是有一定的矛盾的,有内在的一种张力。  我想,大家谈的“80年代”应该是一个弹性比较大的概念,不是明确地限定在1980-1989年,可能更强调一种精神气质,或者说写作类型。“新时期”的语境里面,用一个很单一的叙述来讲述一个复线的历史,简化了很多东西。而“80年代”这个词,相对而言比较带有客观性。程光炜他们的80年代概念,是一个驳杂的文学史空间,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重新清理。在这个基础上提80年代,可能恰恰展开了一个比“新时期”这个概念之下更大的文学空间,还是很有意义的。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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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是近十年来有建树的当代文学史家之一。他以重返八十年代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对八十年代作家、作品、思潮、制度、刊物、事件的重新解释,深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他以文学史家的厚实与内敛的笔致,参与当下的文学批评,产生了一组被学界称为‘史家批评’的精彩文章,为当代文学批评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第二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颁奖典礼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程光炜教授获此殊荣,这段颁奖词对他数十年学术活动作出如此评价。

与文学为伴是寂寞的,程光炜却认为这是“人生一大乐事”。如今回顾学术生涯,一切看似水到渠成。但每逢个人选择的重要关口,实则有着面对各种可能和偶然时的当机立断。而用“经验”与“感觉”重返历史,一直是程光炜文学研究的独特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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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知青”到“校园诗人”

1974年3月,18岁的程光炜来到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河南省新县插队,在农村一呆就是两年多。

自小在城市里长大,程光炜笑言当时的自己就像个“知青少爷”。初涉农村生活自是充满了各种不适应,而恶劣的住宿条件成了他最大的困扰。那时他被分到农场分场,和其他几个小伙子一起挤到土地庙里,大个头的山老鼠在房梁上盯着这几个来自城市的陌生少年,床铺上满是虱子,咬得人难以入眠。逼得没法,几个人只好向老乡讨来农用杀虫剂“六六粉”抹在身上,才能勉强躺下。

在大别山插队的这两年,尽管生活条件艰苦,程光炜依然不忘阅读和创作。他爱看李瑛的《红花满山》,每天早上起来都要背诵一段,也爱看当时在知青中广受欢迎的浩然的《艳阳天》和《郭小川诗选》等篇章。他还尝试自己创作,最初写的是四句一行的“十七年诗歌”,“写朦胧诗是上大学以后了,那时候写的还不是朦胧诗”。因为给县广播站写通讯稿,他受到县委宣传部杨文谋先生的赏识,被抽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

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来临,数百万人走进考场。程光炜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1978年3月,他进入河南大学中文系就读。

当时班里最大的学生有三十出头,最小的才十四、五岁。“虽然大家的年龄相差不少,可学习气氛却很热烈。当时我们学习不是为了谋取学位,也不是为了毕业找工作,完全是内心的冲动,想让自己丰富起来,因为历史欠我们太多了。对于77级学生来讲,我们就是从这样的出发点进入了新时期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开始创作“朦胧诗”,逐步成长为一个打上时代烙印的年轻诗人。

太阳集团娱乐,程光炜曾经在甘肃文学杂志《飞天》的“大学生诗苑”栏目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是该杂志的早期作者,也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作品。那时的他“只想把自己满腹的感情和思考倾吐给时代”。

“上个世纪80年代的很多人、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都把文学创作当成一生的志业,我那时候也是那么想的。总觉得写诗比做学问层次高、有才气,做死学问算什么啊。”程光炜笑言,“那时候我年轻无知,也很狂妄。”此时,一心要做一名诗人的程光炜,没有想过走学术研究这条路。

 从诗人到诗歌批评家

1983年,程光炜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在校园中感受到浓厚学术氛围的他,渐渐由诗歌创作转向诗歌批评,并与于坚、周伦佑、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等“第三代诗人”交往深厚。直到如今,程光炜还保存着当时与他们之间的几十封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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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因为多年的诗歌写作,我也养成了诗化的、跳跃性的文学思维,这对做学问肯定是大碍。”但曾经的诗歌创作经历也是无可替代的财富,“受过诗歌训练的人,再来谈诗歌会更加游刃有余,可以谈得很到位。诗歌对人的训练是最难的,如果一开始搞评论,再谈诗歌,那不一定能行。”从诗人到诗歌批评家,程光炜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他努力让自己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

如今,80年代的诗歌热潮已过,诗歌创作似乎也已远离了文学的主流。然而在程光炜看来,当代诗歌仍然很“热”,还有不少人坚持着诗歌创作,而且当代文学家都非常尊重诗人。“像莫言这几十年都不断在写诗,阎连科也在写。作家格非有一个观点,认为80年代先锋小说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朦胧诗。”不过他也遗憾,诗歌的整体品质还是有所下降,“这几年我感觉诗歌写作整体偏技术化了,出自内心的东西越来越少。诗歌在朦胧诗时期到90年代的高潮过去后开始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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