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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界须知的故事——仙童八叛徒

By admin in 故事寓言 on 2020年2月27日

编者按

原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吹响了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世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创新的竞争;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本质上就是占据创新先机。面对全球创新浪潮,中国如何占得先机?在华东师范大学杜德斌教授看来,任何重大技术变革都会通过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塑造着代表那个时代的创新精神、商业理念和消费时尚,从而引导人类价值观的嬗变和思想体系的演进。创新不仅深深植根于科学与技术,而且也深深根植于心理与文化。以下是他在“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上的演讲。

许多电脑史学家都认为,要想了解美国硅谷的发展史,就必须了解早期的仙童半导体公司。这家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最富创新精神和最令人振奋的半导体生产企业,为硅谷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这家公司还为硅谷孕育了成千上万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它不愧是电子、电脑业界的“西点军校”,是名符其实的“人才摇篮”。一批又一批精英人才从这里出走和创业,书写了硅谷一段辉煌的历史;然而,正因为人才的大量流失,也造成了这家公司历经坎坷的商海沉浮。
 

思想者小传

  
仙童半导体创立于1957年,这段史实必须从两条线索讲起。1955年,成就了“本世纪最伟大发明”的“晶体管之父”的肖克利(W.Shockley)博士,离开贝尔实验室返回故乡圣克拉拉,创建“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这一喜讯,正中特曼教授为硅谷网罗天下英才之下怀:有了肖克利这棵“梧桐树”
,何愁引不到成群的“凤凰”来?
   
电子电脑界焦急地关注着肖克利的行踪。据说,300年前当牛顿宣布准备在他的故乡建一所工厂时,全世界的物理学界也是如此心态。不久,因仰慕“晶体管之父”的大名,求职信像雪片般飞到肖克利办公桌上。第二年,八位年轻的科学家从美国东部陆续到达硅谷,加盟肖克利实验室。他们是:诺依斯(N.
Noyce)、摩尔(R.Moore)、布兰克(J.Blank)、克莱尔(E.Kliner)、赫尔尼(J.Hoerni)、拉斯特(J.Last)、罗伯茨(S.Boberts)和格里尼克(V.Grinich)。他们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下,风华正茂,学有所成,处在创造能力的巅峰。他们之中,有获得过双博士学位者,有来自大公司的工程师,有著名大学的研究员和教授,这是当年美国西部从未有过的英才大集合。

  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地球科学学部副主任、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创新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还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上海城市规划委员会社会经济文化专员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科协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科学学会理事、《世界地理研究》主编等学术兼职。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地理、科技全球化、城市与区域创新等问题的研究。代表著作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动力与模式》、《跨国公司在华研发:发展、影响及对策研究》、《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区位模式研究》等。完成的研究报告有10多份获得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批示或被相关部门采纳。2014年完成的《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研究》课题获第十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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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集团官网 ,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地都在努力创建自己的“硅谷”,但硅谷模式却如此难以复制。这是因为,政府往往更关注资金投入和人才引进,却较少关注影响科技创新的文化动因。事实上,创新嵌入于特定文化中,真正具有创新力的城市一定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文化是城市可持续创新的的内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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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不断塑造人类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实践的变革必然重构时代主流价值观。文化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生存方式等构成的观念形态的复合体,是历史过程的积淀。任何重大技术变革都会通过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塑造着代表那个时代的创新精神、商业理念和消费时尚,从而引导人类价值观的嬗变和思想体系的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通过在制度领域发展国家创新系统,在价值领域倡导求变精神,在生活领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而深深地浸润和濡染人的心灵。

   
29岁的诺依斯是八人之中的长者,是“投奔”肖克利最坚定的一位。当他飞抵旧金山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倾囊为自己购下一所住所,决定永久性定居,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工作环境、条件和待遇。其他七位青年,来硅谷的经历与诺依斯大抵相似。可惜,肖克利是天才的科学家,却缺乏经营能力;他雄心勃勃,但对管理一窍不通。特曼曾评论说:“肖克利在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眼里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但他们又很难跟他共事。”一年之中,实验室没有研制出任何象样的产品。八位青年瞒着肖克利开始计划出走。在诺依斯带领下,他们向肖克利递交了辞职书。肖克利怒不可遏地骂他们是“八叛逆”(The
Traitorous
Eight)。青年人面面相觑,但还是义无反顾离开了他们的“伯乐”。不过,后来就连肖克利本人也改口把他们称为“八个天才的叛逆”。在硅谷许多著作中,“八叛逆”的照片与惠普的车库照片,具有同样的历史价值。

建设科创中心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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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中心是大家经常谈到的一个热词。那么,建设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八叛逆”找到了一家地处美国纽约的摄影器材公司来支持他们创业,这家公司名称为Fairchild,音译“费尔柴尔德”,但通常意译为“仙童”。仙童摄影器材公司的前身是谢尔曼·费尔柴尔德(S.
Fairchild)1920年创办的航空摄影公司。费尔柴尔德不仅是企业家,也是发明家。他的发明主要在航空领域,包括密封舱飞机、折叠机翼等等。由于产品非常畅销,他在1936年将公司一分为二,其中,生产照相机和电子设备的就是仙童摄影器材公司。

  美国著名区域创新问题专家佛罗里达(R.Florida)认为,人才(Talents)、技术(Technology)和包容性(Tolerance)是促进城市和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三个关键要素,三者紧密联系又互相补充。

   
当“八叛逆”向他寻求合作的时候,已经60多岁的费尔柴尔德先生仅仅提供了3600美元的种子基金,
要求他们开发和生产商业半导体器件,并享有两年的购买特权。于是,“八叛逆”创办的企业被正式命名为仙童半导体公司,“仙童”之首自然是诺依斯。

  人才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人才是科技创新活动行为主体,
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产业的开拓者。人才是创新诸要素中最能动、最核心的要素。在科技创新活动的整个过程中,不论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或消费,还是相应过程中的技术、管理与决策等,都在根本上取决于各类各层次人才。科技创新的发生不仅需要人才个体所提供的智力支撑,还高度依赖于人才集聚所产生的集体智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本质上就是全球人才集聚的中心。

   
1957年10月,仙童半导体公司仍然在硅谷嘹望山查尔斯顿路租下一间小屋,距离肖克利实验室和距离当初惠普公司的汽车库差不多远。“仙童”们商议要制造一种双扩散基型晶体管,以便用硅来取代传统的锗材料,这是他们在肖克利实验室尚未完成却又不受肖克利重视的项目。费尔柴尔德摄影器材公司答应提供财力,总额为150万美元。诺依斯给伙伴们分了工,由赫尔尼和摩尔负责研究新的扩散工艺,而他自己则与拉斯特一起专攻平面照相技术。

  技术是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如果只有人才的集聚,没有技术的产出,也无法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众所周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技术主要来自于企业。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支撑起来的。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因为这里培育出了惠普、英特尔、苹果、谷歌、思科、甲骨文、推特、脸书、特斯拉等一大批世界级的科技创新龙头企业。正是这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最终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对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施以重大影响。

     1958年1月,
IBM公司给了他们第一张订单,订购100个硅晶体管,用于该公司电脑的存储器。到1958年底,“八叛逆”的小小公司已经拥有50万销售额和100名员工,依靠技术创新优势,一举成为硅谷成长最快的公司。

  包容性是指城市文化的宽容度和开放度,它借由人的行为体现出来,并作用于人的行为而影响城市创新活动。文化是城市的基因,与城市的历史密切相关,也影响甚至决定着城市未来的发展。“文化既有可能成为科技创新成长的土壤,也有可能成为科技创新枯萎的园地……肥沃的土壤本身不会生长出任何东西,但是如果没有它的话,任何东西都会失去成长的根基”。创新文化的特质是崇尚冒险、宽容失败、激励草根、包容异端,所以“包容性”和“开放性”是创新文化的两个重要特征。

   
仙童半导体公司在诺依斯精心运筹下,业务迅速地发展,同时,一整套制造晶体管的平面处理技术也日趋成熟。天才科学家赫尔尼是众“仙童”中的佼佼者,他像变魔术一般把硅表面的氧化层挤压到最大限度。仙童公司制造晶体管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他们首先把具有半导体性质的杂质扩散到高纯度硅片上,然而在掩模上绘好晶体管结构,用照相制版的方法缩小,将结构显影在硅片表面氧化层,再用光刻法去掉不需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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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掩模、照相、光刻……,整个过程叫做平面处理技术,它标志着硅晶体管批量生产的一大飞跃,也仿佛为“仙童”们打开了一扇奇妙的大门,使他们看到了一个无底的深渊:用这种方法既然能做一个晶体管,为什么不能做它几十个、几百个,乃至成千上万呢?

从“八个叛离者”故事看包容性

     1959年1月23日,诺依斯在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了这一闪光的设想。

  包容性的创新文化具有推崇创业、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价值观,其核心是激励成功,也宽容失败。因为创新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失败可以创造机会和更好的创新,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才能迎来成功。

    
1959年2月,德克萨斯仪器公司(TI)工程师基尔比(J.kilby)申请第一个集成电路发明专利的消息传来,诺依斯十分震惊。他当即召集“八叛逆”商议对策。基尔比在TI公司面临的难题,比如在硅片上进行两次扩散和导线互相连接等等,正是仙童半导体公司的拿手好戏。诺依斯提出:可以用蒸发沉积金属的方法代替热焊接导线,这是解决元件相互连接的最好途径。仙童半导体公司开始奋起疾追。
1959年7月30日,他们也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为争夺集成电路的发明权,两家公司开始旷日持久的争执。1966年,基尔比和诺依斯同时被富兰克林学会授予巴兰丁奖章,基尔比被誉为“第一块集成电路的发明家”而诺依斯被誉为“提出了适合于工业生产的集成电路理论”的人。1969年,法院最后的判决下达,也从法律上实际承认了集成电路是一项同时的发明。

  世界创新之都硅谷就是以具有包容失败的商业文化而闻名。那里的企业普遍推崇的价值观是“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创新”、“要奖赏敢于冒风险的人,而不是惩罚那些因冒风险而失败的人”。但是,“成功和失败应该是平衡的。如果你还没有失败过,那说明你还没有尝试;但如果你只是失败,那说明你还不知道怎么正确地做事。”硅谷的秘密是“失败,容忍大量的失败,20家公司中只有一家能在这里成功,但是你若失败了,那就重新再来……一个初创公司不是一个技术公司,而是一部学习机器”。

    1960年,仙童半导体公司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成功。由于发明集成电路使它的名声大振,母公司费尔柴尔德摄影器材公司决定以300万美元购买其股权,“八叛逆”每人拥有了价值25万美元的股票。1964年,仙童半导体公司创始人之一摩尔博士,以三页纸的短小篇幅,发表了一个奇特的定律。摩尔天才地预言说道,集成电路上能被集成的晶体管数目,将会以每18个月翻一番的速度稳定增长,并在今后数十年内保持着这种势头。摩尔所作的这个预言,因后来集成电路的发展而得以证明,并在较长时期保持了它的有效性,被人誉为“摩尔定律”,成为新兴电子电脑产业的“第一定律”。

  “成功的关键在于善于失败。”硅谷地区对待失败的态度不仅体现在失败发生之后对失败者的宽容,而且在于对于创新创业一开始就做好了失败的准备。硅谷人常常会用一种“试错法”来尝试新的东西,开动思路设想很多可能性,不断试错,直到成功。尝试失败,就需要有人为失败买单,这些为失败买单者就是风险投资机构和天使投资人。风险资本又称“创业资本”,泛指向初创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投资,它是科技人才与风险资本家的合作,是将技术、资金及管理重新组合,以促进高技术新企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可以说,没有风险资本,就没有高技术创业。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高技术创业的“圣地”,很大程度上源于此地活跃的风险资本市场。硅谷地区以不到美国1%的人口,吸引了全美超过40%和全世界20%的风险投资,创造了美国12%的专利产出。

   
60年代的仙童半导体公司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到1967年,公司营业额已接近2亿美元,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文数字。据那一年进入该公司的虞有澄博士(现英特尔公司华裔副总裁)回忆说:“进入仙童公司,就等于跨进了硅谷半导体工业的大门。”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仙童公司也开始孕育着危机。母公司总经理不断把利润转移到东海岸,去支持费尔柴尔德摄影器材公司的盈利水平。目睹母公司的不公平,“八叛逆”中的赫尔尼、罗伯茨和克莱尔首先负气出走,成立了阿内尔科公司。据说,赫尔尼后来创办的新公司达12家之多。随后,“八叛逆”另一成员格拉斯也带着几个人脱离仙童创办西格奈蒂克斯半导体公司。从此,纷纷涌进仙童的大批人才精英,又纷纷出走自行创业。
    正如苹果公司乔布斯形象比喻的那样:“仙童半导体公司就象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脱离仙童半导体创办公司者之中,较有名气的是查尔斯·斯波克(C.Sporck)和杰里·桑德斯(J.
Sanders)。斯波克曾一度担任过仙童半导体公司总经理,1967年出走后,来到国民半导体公司(NSC)担任CEO。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把NSC从康涅狄格州迁到了硅谷,使它从一家亏损企业快速成长为全球第6大半导体厂商。桑德斯则是仙童半导体公司销售部主任,1969年,他带着7位仙童员工创办高级微型仪器公司(AMD),这家公司目前已经是仅次于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生产厂商,K6、K6-2等微处理器产品畅销全世界。

  包容性的创新文化还包括对各类边缘化群体(诸如书呆子、各类怪才、甚至同性恋者、黑客、嬉皮士等)和“异想天开”的容忍和接受。当年苹果电脑创始人乔布斯从风险资本家那里融到第一笔资金时就是一个嬉皮士。而他的继承人库克更是刚刚“出柜”的同性恋者。佛罗里达通过对美国50个大都市区的研究发现,同性恋人口、“波西米亚”人口、外籍居民人口以及综合考虑上述三种人口的指标都与城市科技创新发展存在正相关性。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因素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原因,更不是说这些边缘化群体更具创新力,而是指开放、包容的文化对科技创新型人才更具吸引力。

    1968年,“八叛逆”中的最后两位诺依斯和摩尔,也带着葛罗夫(A.
Grove)脱离仙童公司自立门户,他们创办的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英特尔(Intel)。虽然告别了仙童,“八叛逆”仍然约定时间在一起聚会,最近的一次是1997年,8人之中只有6人还健在。似乎要高扬“八叛逆”的“叛逃”精神,一批又一批“仙童”夺路而出,掀起了巨大的创业热潮。对此,80年代初出版的著名畅销书《硅谷热》(Silicon
Valley
Fever)写到:“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的半数,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在仙童公司供职是进入遍布于硅谷各地的半导体业的途径。1969年在森尼维尔举行的一次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
400位与会者中,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过的还不到24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仙童半导体公司是“硅谷人才摇篮”毫不为过。

  同时,包容性的创新文化还包括了对员工跳槽或自主创业等行为的宽容和鼓励。在硅谷的发展历史上,有一段著名的“八个叛离者”的故事,这个故事对硅谷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人才大量流失是硅谷发展的“福音”,给仙童半导体带来的却是一场灾难。从1965年到1968年,公司销售额不断滑坡,还不足1.2亿美元,连续两年没有赢利。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它再也不是“淘气孩子们创造的奇迹”了。

  1955年,晶体管被称为“上世纪最伟大发明”,被人们称作“晶体管之父”的肖克利博士,离开贝尔实验室返回他的故乡硅谷所在的圣克拉拉市,创建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很快,因仰慕“晶体管之父”的大名,八位年轻的科学家从美国东部陆续到达硅谷,加盟肖克利实验室。他们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下,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这是当年美国西部从未有过的英才大集合。可惜,肖克利是一位天才的科学家,却缺乏经营能力,他雄心勃勃,但对管理一窍不通。一年之中,实验室没有研制出任何像样的产品。八位青年瞒着肖克利开始计划出走。肖克利怒不可遏地骂他们是“八个叛逆者”。

    为了找人接替诺依斯的工作,
谢尔曼·费尔柴尔德以硅谷历史上最高的待遇——3年100万美元薪金外加60万美元股票,从摩托罗拉公司请来莱斯特·霍根博士,亡羊补牢,以显示其“求贤若渴”的姿态。霍根不是一位无能的总经理,曾经给摩托罗拉公司带来过重大转机。在执政仙童6年期限内,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公司销售额增加了两倍。然而,仙童半导体公司的灵魂人物已经离去,它的崩溃不过是时间迟早问题。1974年,无力回天的霍根,把权柄交给36岁的科里根,而他的继任者却在二三年内,让这家公司从半导体行业的第2位,迅速跌落到第6位。

  1957年底,这“八个叛逆者”在纽约的一家企业支持下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八个叛逆者”有了自己投资,有了股份,有了管理权,有了技术方向,有了一个团结精悍的集体。在短短两年时间,仙童公司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展。到1967年,公司营业额已接近2亿美元,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文数字。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仙童公司也开始孕育着危机。母公司不断把利润转移到东海岸,以维持其他子公司的盈利水平。目睹母公司的不公平,“八个叛逆者”又开始纷纷出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随着“八个叛逆者”的出走,那些纷纷涌进仙童的大批人才精英,又纷纷出走仙童自行创业。“八个叛逆者”出走仙童后创办的公司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英特尔(Intel)公司。

   
70年代末,科里根终于发现,挽救仙童半导体公司的最好途径是把它卖掉。几经周折,他最终选定了一家拥有21亿美元资产的施拉姆伯格(Schlumberger)公司,尽管这是一家法国公司,而且是经营石油服务业的公司。1979年夏季,曾经是美国最优秀的企业仙童半导体公司被法国外资接管,售价3亿5千万美元,在硅谷内外造成极大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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