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一些现代文学史 | 夜读

By admin in 现代文学 on 2020年2月29日

作者:唐娒嘉

去年夏天,读了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的畅销书《国文国史三十年》(1)(2)两本书。这两本书以孔庆东2011年春夏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从学术史的意义上来看,《金庸者谁》一书接续了两个传统,既承续了孔庆东教授的金庸专题研究系列,又延续了由《国文国史三十年》所开启的极具现场感的课堂实录式的文学史研究范式。《金庸者谁》以金庸小说为依托,博观约取、多向度掘发,突破了金庸小说作为文学研究范畴的学科畛域,为读者提供一种充满了无数丰富细节、回归历史现场的立体生动的文学史研究场域。

全书分两册,依照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史课程安排,讲解了从1917年到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穿插讲解其间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分析小说、新诗、戏剧等文体,点评了鲁迅、胡适、郭沫若、张爱玲等文化精英。

《金庸者谁》孔庆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多年前翻阅过北大钱理群教授等编著的名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本套书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通俗版。我在读的同时,随手在便签上即时记录了多则读后感,整理如下。

将授课内容整理出书的,不管是《金庸者谁》还是《国文国史三十年》都不是头一份儿,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出版了,这是他当年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授课的讲义;朱自清先生更是爱将自己的授课内容整理成书,比如《中国文学史讲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等;而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是经由邓恭三整理出的其在辅仁大学的八次演讲记录。但这些书都只是课堂讲义与演讲稿的整理汇编,而非师生互动的课堂实录。《金庸者谁》则几乎将原生态的北大课堂气象原汁原味儿地保存在了书中,一起保留下来的还有授课者金句不断的口语化表达与无数个吉光片羽、灵感闪现的精彩瞬间。相信读者在文字背后,能感受到著者力透纸背的敏锐洞见和深挚关怀。

文学即人学,文学也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思想史,一部政治史。

《金庸者谁》以课堂实录的形式呈现,既与金庸小说的气质相得益彰,更与授课者生动活泼的讲课方式相映成趣。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问了,何以著者要大动干戈,以十五堂课之力去回答“金庸者谁”这个答案看似显而易见的问题呢?这既是作者贯彻始终的灵魂逼问,也是高悬于读者心间的问题诱饵。那么金庸到底是谁呢?查良镛先生与金庸之间能划等吗?作为叙述者的金庸和作为作者的金庸,有何不同呢?从文题就能看出,这是一本关于作家论的研究著作,但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界风靡一时的作家论研究如今早已风光不再,《金庸者谁》却为何要花这样大的气力去做一件看起来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1、中国现代文学从何时开始?一般认为是从1917年开始的,这一年发生了文学革命。最新的观点(严家炎)认为是从1887年开始的,这一年黄遵宪提出了“言文合一”的理论,主张文章要口语化,要使用白话。

自1994年严家炎先生在北大首开金庸研究课起,20多年过去了,金庸早已被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与叙述格局也因其发生了调整与重构。但在孔庆东教授看来,学界对于金庸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开掘却还远远不够,孔老师认为金庸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而金庸小说不但超越了旧派武侠,也超越了通俗文学,其15部杰作,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全面、立体地展现于世,并起到了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作用。

2、现代文学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和怎样发生的?周作人认为现代文学起源自桐城派,性灵与现代文学讲的个性解放是一脉相承的主张尊重个人自由,载道派占了上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胡适所谓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主张的复活。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新文学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郭沫若认为是民间和传统士大夫精英文艺加起来之后,再加上一个外来的,就是新文艺。何其芳认为新文学是旧文学的正当发展。在这三个政治立场、文化立场都不一样的人看来,新文学不新,不过是旧文学的发展。胡适、胡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世界文学的支流。王瑶、唐弢、严家炎认为新文学之新在于民主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崭新的性质古代怎么发展都发展不来的。

著者一直致力于去呈现“金庸者谁”问题的多面性,这样一个无论在武侠小说界、小说界、文学界、文化界还是在全世界都如此重要的存在,却始终毁毁誉誉、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正是基于此,金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才具备了特殊且丰富的研究价值,著者认为金庸不仅仅是善于书写侠义的大师,其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同样颇具侠客精神。而课堂实录最具优势的一点,即可以跳脱出学院派规整的研究范式,而从妙语闲谈“八卦”式的分析与解剖中,牵扯出金庸与查氏家族之间的枝枝蔓蔓,书中对于金庸笔下一系列讨厌的表哥形象与他现实生活中表哥徐志摩的对照分析,以及对金庸与蒋百里、琼瑶等亲戚关系的爬梳与阐释,都可谓新颖别致又妙趣横生。

3、作者认为现当代文学的任务依然是反帝反封建,改造民族魂。这个任务到今天也没有完成,阿Q依然在很多中国人骨子里活着。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只有毛泽东还不够,还需要鲁迅。

同时,孔庆东教授对于大侠金庸仅仅被视为武侠小说家这一现象提出了质疑,他将其传奇的生命经历总结成“少年游侠、中年游艺、晚年游仙”的生命史探寻,而其“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论”的双笔格局,又会让金庸这个苍白的符号丰盈几许呢?

4、现代文学的美学特征:悲壮。有悲有壮,先悲后壮。被压迫的中国摆脱了奴役,摆脱了殖民,重新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

金庸的主业本就是写武侠小说,所以对于“金庸小说中的武功”分析,谈不上是什么高深学问,但是从“武功”的释义、武功的发展路径、金庸笔下武功的特点等文化角度全方位地对武功是什么展开探问,确触碰到了金庸武侠小说中最核心的文化内涵。金庸者谁?——“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无疑是答案之一种。

《国文国史三十年1》札记其二

而在家国情怀、侠肝义胆之外,著者认为金庸其实是书写爱情的圣手,无论是至死吟唱“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葬身火海的李莫愁,还是“天涯思君不可忘”的郭襄,即便玩世不恭如老顽童,生死关头,也会情不自禁叨念“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著者以他极具感染力的言语表达与对文本的深挚读解,在《碧血剑》《雪山飞狐》《飞狐外传》《连城诀》《侠客行》《鸳鸯刀》《白马啸西风》等经典文本间游走穿行,将“情”之一字横拆竖解,建构起了金庸的爱情模式与情感诗学,不由得让读者诸君在深细咂摸间反复细忖究竟“情为何物”。

孔庆东 著

除此之外,孔庆东教授还格外关注金庸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资源,引导我们去思考,到底是什么使得金庸成为金庸?孔老师认为金庸当然受到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但同时对传统文化的浸淫也很深。而其对于学者金庸的发掘无疑颇有洞见,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金庸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鲁迅、曹禺等人的共同性关注,使金庸与鲁迅、曹禺之间的精神纽带得以关联。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是很难忘怀作为中间人物存在的鲁迅的,随着授课的铺陈点染,著者延伸出了诸多金庸与鲁迅之间的精神共性,寻索到金庸与鲁迅文字中共同渗透着的对历史、文化与人性的深彻洞见与体察,而著者本人亦同时分享了这些引发金庸与鲁迅共振的宝贵瞬间。而这本书,正是由这些别有幽怀又惺惺相惜的共通瞬间所构成的。

中华书局 2011年出版

《光明日报》

1、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区别,首先在于表现对象不同,古代文学更多地是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圣贤,现代文学着重表现普通人、现代人。现代文学的一大批作品通过表现普通人中的两类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深深挖掘出了中国的所谓国民性问题。其次在于创作手法不同。现代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古代以浪漫主义为主。再次在于现代文学具有通俗性与现代性。最后在于思维方式不同。古代文学思维是感悟式的、印象式的、审美式的,现代文学重理论,重思想,重思辨。

[ 责编:董大正 ]

太阳集团娱乐,2、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也有相同方面。首先,好作品都来自于满腔郁闷、发愤著作。其次,都具有实录精神,这一点源于古代史书写作方式,现代文学继承了这个精神。再次,都有抒情意识。最后是都追求意境。

3、作者认为言文一致是中国五千年来的最大变革。语言是凝聚民族精神的工具。语言是最厉害的武器,是一种文化侵略、文化征服的工具。当今世界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铺天盖地的英语教育。文言不是单纯的工具,更有审美价值。

3、1917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开辟了文学革命的新时代。蔡元培改革北大,《新青年》从上海移民北京。“五四”运动不能简单理解为反孔、反传统。陈独秀、李大钊等质疑的是孔子等圣贤的思想是否还适合于今天。他们批判的不是孔子本人,而是被历朝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塑造起来的原始孔子的偶像。

4、要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提倡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等这些从西方输入进来的概念,就必须有新载体。所以思想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要引起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标志性文章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国文国史三十年1》札记其三

孔庆东 著

中华书局 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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