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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其歌舞剧特质,最堪揭穿——读《意趣神色:〈花王亭〉创作论》

By admin in 古典文学 on 2020年3月12日

【南方都市报】《黄天骥文集》近日出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黄天骥接受南都专访:岭南学派自成一派
包容交融是最大特色

当下的一些文学研究,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和外部化,对文本和文学本身的研究日益庸弱。有的可以不涉及作家作品本身,而仅根据相关问题的考证梳理,以及作家作品的研究等,即可作出大量研究成果。有的甚至回避名家经典,挖掘一些中小作家及其文学现象,无异于自我边缘化和自我放逐。这不是文学之幸,也不是文学研究之幸。不能回到作家作品本身,终不能溯流返源,即便不阻滞枯竭,终归难以入于“正声大雅”。如此,前贤往哲之遗训,实不可不谨记。早在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经典——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其序志篇开篇即提出:“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探讨作家作品“为文之用心”的创作论,应当是文学研究和评论的重要任务,对于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尤应如此。


诚如此,则在古代戏剧研究中,“四大名剧”《西厢记》《牡丹亭》《长升殿》《桃花扇》的研究,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戏剧研究中,因其特有的表演形态,我们的研究重心不仅要回到作家,回到作品,还要回到舞台。这后者,尤为不易,不仅因为学者本身多缺乏舞台经验,更兼研究上也缺乏可资祖述的资源。有鉴于此,近年来,黄天骥教授便积60余年研究之功,致力于中国古代戏剧创作思想史的研究;为了避免失于理论的抽象,而出以“四大名剧创作论”这种单行本形式,在2011年推出《情解西厢:〈西厢记〉创作论》之后,2018年又推出了《意趣神色:〈牡丹亭〉创作论》。

稿件来源:南方都市报2018-05-10第A06版 | 作者:贺蓓 陈辉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8-05-10 | 阅读次数:

2000年,徐朔方先生在汤显祖诞辰450周年时在《我们该如何纪念汤显祖》一文中说,汤显祖与元明以来戏剧家的最大不同,正在于他是一个有着浓郁思想家气质的艺术家,对他的理解往往不容易到位。汤显祖自己也有感受,所谓“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徐朔方又说:“即便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想真正进入极为繁难的戏曲文学领域,没有个十年八年的基础准备和学术积累,也是难有所见解的。”因为不容易,所以历来没能有一本专着而又至少需要一本以上专着来探讨。徐朔方先生也没有做到,没能在这方面有深入的建树。这也意味着写一部《〈牡丹亭〉创作论》,是多么必要和重要,同时也是多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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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集团娱乐网址,我以为,从《意趣神色:〈牡丹亭〉创作论》书名拈出“意趣神色”四字,黄天骥先生首先要解决的,当是《牡丹亭》的特质和定位问题——“如果说《西厢记》是诗剧,重点在‘剧’,是情节、人物、语言像诗那样优美;那么,我认为,《牡丹亭》可以称之为剧诗。从整体构思而言,它是剧,更是诗,是故事内容贯穿着诗意的作品。”正因为是“剧诗”,是“以意为主”,因此,其间谐律与否的问题,才成为枝节,汤显祖自己也在所不顾:“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成句矣!”在给吕天成的一封回信中,他更是直接怼回改动他剧作以便演出的沈璟:“彼恶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再者,从发展角度看,当时的曲律本身确实存在不完善和待改进之处。

西方人就像一个玻璃杯,倒了热茶,摸在手里是烫的;而中国人是保温瓶,外面摸着不热,看着不热,但打开很烫。《牡丹亭》就是这样,绝不是“凄凄惨惨戚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里面是一团火。———
中大教授、博导黄天骥
15册近500万字的《黄天骥文集》近日出版。《文集》收录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黄天骥早在1981年发表的《纳兰性德和他的词》,也包括最新力作《意趣神色:<牡丹亭>创作论》等共15册。文体上,既有学术论著,亦有诗词、碑文、散文等,可谓多元跨界,触类旁通。
84岁的黄天骥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说,这套文集也许可作为自己贯彻“固本培元,融会贯通”精神的最佳注解与体现。谈新著《意趣神色:<牡丹亭>创作论》,他首次概括性提出,《牡丹亭》是一部“剧诗”,该剧不仅写爱情,更蕴含深刻哲思。谈及岭南学派,他认为岭南学派自成一体,包容与交融是它的最大特色。
谈岭南学派 岭南学派绝不是闹小圈子
南都:不管是之前的《西厢记》创作论,还是现在的《牡丹亭》创作论,您在文风上都非常的自如放松,文学性可读性很强。
黄天骥:从写作风格上,两本书类似。我一直不喜欢把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写得太呆板。文学本身是有血有肉。评论文章写得干巴巴(没人愿意看)。高尔基曾说,评论是一把解剖刀,我不以为然。我们的笔锋要带着感情去写,可能这也是岭南人的一种愿望。
南都:您提到岭南学者的愿望,岭南学派是否自成一派,风格是怎样的?中大近日提出,中大文科要出学派。您对此有何感想?
黄天骥:从多年学习和科研看,处在这个环境下,会自然形成与其他地方不同的风格和流派。中大有意识强调推行学派,这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推进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岭南文化绝对不是搞地方主义,它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岭南的学术做派、学术观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是学术大花园百花齐放的好事,绝不是闹小圈子。岭南学派不仅是广州人,在广东生活、热爱广东文化,或者在外地生活受过岭南文化影响,或北方学者研究岭南的东西……都可是岭南学派。
岭南学派最大特点就是包容、交融。梁启超、陈白沙、六祖慧能、孙中山等大家都是中西结合、兼容并蓄。即使同样写风物,岭南人的笔锋也与北方学者可能不同。
南都:您个人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上,受岭南学派怎样的影响?
黄天骥:在中大的研究,我们的面都是从宽到深,慢慢形成一个传统,不自觉受地方影响。上
世 纪5
0年代,推行计划经济,人才培养方面也是如此,但我读大学时,老一辈的学者是能做到融会贯通的。
我主攻戏曲,但也研究诗词,因戏曲和诗词相通。研究戏曲时,带着诗词的眼光挖掘,研究诗词时,带着戏曲的眼光,把两者交融。我也研究《易经》,有人说我“破门而出”,其实我没有“破门”,只是把门开得大一点。当然,研究《易经》也须具备历史和哲学基础。
写作风格上看起来会自我一点,但文学就是欣赏,肯定要带着感情。所以有人说,我的文章活泼生动,包括论文、考据文章,不至于看一半就打瞌睡。以前是不自觉的,到十年前,就变成自觉的追求。
谈《牡丹亭》 《西厢记》是一本“诗剧”《牡丹亭》是一本“剧诗”
南都:写作《西厢记》创作论的背景是怎样的?
黄天骥:我发现学界研究汤显祖和《牡丹亭》单篇的论文很多,但将《牡丹亭》整本专门研究,兼论内容、艺术、舞台表现等多方面,几乎没有人做过(专著)。所以有了这本专门论著,主要研究《牡丹亭》到底是怎么写的。一个剧本的出现总是和经济社会密切联系,跟它所处的文化地理环境相关,创作绝不是偶然的。
南都:您怎么看待《西厢记》和《牡丹亭》的差异?
黄天骥:《西厢记》和《牡丹亭》比较是很有趣的事,两个戏曲在明清时代都是齐名的。今天我们从戏曲和文学的角度看,《西厢记》不用很大修改就可以演出,结构、情节很完整,语言优美,人物性格很突出。《西厢记》作为一本戏剧是没问题的,中国的戏剧本就有诗的味道。
严格意义看,《牡丹亭》作为戏剧,主线清楚,描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但整个结构,无论在今天或过去看,都比较松散。今天如果要在一个晚上演出《牡丹亭》,需要重新删减和编写,唱词对话若不修改也是不能完整演出。
从戏剧结构的角度看,《牡丹亭》不及《西厢记》。但古怪的是,在明代《牡丹亭》一出,就“几乎令《西厢记》减价”。
南都:为何《牡丹亭》一出令《西厢记》减价?它的特色与创新在哪里?
黄天骥:对。我站在更高的角度重新研究《牡丹亭》发现,如果说《西厢记》是一本“诗剧”,《牡丹亭》就是一本“剧诗”。它不仅是一部剧,也是诗。过去没有这样概括地评价过。好的诗歌是有意境的,能启发读者产生共鸣产生再创作。今人读《牡丹亭》要有这个意识,把感情扎进去理解它。
《牡丹亭》除了爱情,背后更有值得观众参与、再创作再思考的奥妙。它虽以生死不渝的爱情为主线,但绝不仅是爱情,更是人性的追求,有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这在明代中晚期,是非常强烈的一股思潮。如果不了解明代思想史,观众的情绪不代入,根本看不懂。所以说《牡丹亭》是很难改编很难演出的,演员和编剧很难把内在的思想,人性追求表达出来。
南都:去年汤显祖诞辰400周年时,各地开展了同时代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系列活动。您专攻戏曲研究,怎么评价中西方两部经典作品?
黄天骥:《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处在不同文化环境,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下,表现出的思想完全不同。《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西方人文思想慢慢变成社会主流时的产物。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映出明显的人性追求,表演风格非常强烈,表现出西方人的性格特点。
我常打比方,西方人就像一个玻璃杯,倒了热茶,摸在手里是烫的;而中国人是保温瓶,外面摸着不热,看着不热,但打开很烫。《牡丹亭》就是这样,绝不是“凄凄惨惨戚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里面是一团火。
谈戏曲研究 中大是国内戏曲研究重镇
南都:您在中大求学、工作60余载,怎么看待当前中大的戏曲研究现状与在学界的地位?
黄天骥:中大戏曲研究是国内戏曲研究的重镇。中大戏曲团队在做一些引领工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这个团队形成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文献考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文献与文物研究相结合、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学术传统,同时把古代戏剧研究和现代舞台写作评论结合起来。在戏曲史、戏曲文献、戏曲文学、戏剧形态等各个分支,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每个时代的戏曲都在创新,戏曲史的研究也在创新,广东人喜欢创新。比如粤剧不一定要沿用过去的腔调,创新也不意味着没有继承。过去我对岭南文化有一个界定,“不新不旧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总之在文化上,我们要充分自信。
南都:怎样看待这两年的诗词热?您认为学生应该如何对待古典诗词?
黄天骥:我看到高中课本要求背诵72篇古文,按我们那一代的学习(方法),如果背诵应放在小学更有用。目前强调诗词学习还是很好的,但从背到真正懂,要真正成为自己的血液,吸收诗词精华,是个漫长过程。把古代文学的精华教育青年会起到良好效果。
新诗创作如果没有古典诗词的基础,是怎么也写不好的。过去的名家鲁迅、茅盾等都是古典文学基础和修养很深。古代文学能促进人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科学思维贯通,岭南的学风很明确是这样,一专多能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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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意”尚浅,更深更难的是,作为王学左派传人的汤显祖,自然会把自己的哲学理念、生命体验和人生思考等带到剧作中来,至于其如何表达,并能为观众所接受,则迄未见好的论述。而对于作品思想性的分析,最常见的弊病是容易与作品“失粘”,对于戏剧作品则更容易与舞台“失粘”。黄天骥先生紧扣文本与舞台,特别注意到文本中科范的提示,以及置身舞台设想当时观众应有的反映等,可谓独辟蹊径,别见洞天;对《寻梦》一出杜丽娘“怎生叫做吃饭”的分析,则堪称典型与示范,与《〈西厢记〉创作论》中对“张生为什么跳墙”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且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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