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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作者的军事学人生

By admin in 大师随笔 on 2020年3月17日

作者:杨祖陶

进入专题: 贺麟
  黑格尔
  小逻辑
 

编者按:著名西方哲学史家、武汉大学教授杨祖陶于2017年1月22日上午在武汉去世,享年91岁。杨祖陶先生1945年入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诸教授,1950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9年调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他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专攻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与翻译。本文是他生前撰写的学术小传。

杨祖陶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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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人生

  

我祖籍为四川省大竹县,1927年1月15日出生在达县(今达州市)一个历代都重视子女教育、被乡里称为“读书人家”的家庭中。父亲杨叔咸为前清秀才,早年在唐山铁道学堂肄业,新中国成立前曾在达县与兄长共同创办“商务印书馆经销部”,对提供中小学教材、传播新文化起到很大作用。父亲在我少年时去世。

  在我国学界,提到黑格尔的《小逻辑》,就会想到它的中文译者——已故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黑格尔哲学专家贺麟;而一提到贺麟,也就会首先想到他的脍炙人口的权威性译著《小逻辑》。贺麟的名字与《小逻辑》如此紧密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表明了他的这部译著在我国学术界极其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我的3个同胞兄弟都先后受到大伯父教育之恩。大伯父杨伯钦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师范大学,是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知名教育家。1937年我10岁时,父母决定把我也送到成都大伯家求学,大伯对我视如己出,高小、初中的学业都是在当地最好的学校完成的。

  黑格尔的《小逻辑》也即是他1817年出版的体系性著作《哲学全书纲要》的第一部分“逻辑学”。它是黑格尔于1812-1816年分三册出版的《逻辑科学》(通称“大逻辑”)的简写本。它以简练紧凑的笔法勾画出了黑格尔逻辑学体系的轮廓和要点,而将对范畴的内容和相互转化的详尽系统的发挥留待课堂口头讲述。现在通行的《小逻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黑格尔亲自写就、并于1827和1830年修订补充的正文;一是后人整理学生课堂笔记而成的、附在正文之后的“附释”。所以,《小逻辑》既是《大逻辑》的提要,又是其补充和发挥,最足以代表黑格尔晚年成熟的逻辑学体系。这个逻辑学体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式逻辑体系,而是逻辑学、本体论(即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即辩证法)四者统一的逻辑学体系。这样的逻辑学不是凭空出现、也不是黑格尔臆想出来的,它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哲学、特别是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黑格尔对这整个发展过程的精华、轨迹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逻辑学是真正理解西方古典哲学、深入其堂奥的必经的入口或通道。黑格尔认为逻辑学在其哲学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它负有向构成其体系的两门实在哲学、即作为《哲学全书》第二部分的“自然哲学”和第三部分的“精神哲学”提供逻辑学的、本体论的、认识论的和方法论的基础和原则的使命,为了标明这一点,他把这两门实在哲学称之为“应用逻辑学”。所以,黑格尔逻辑学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根本,抓不住这个根本,就抓不住整个黑格尔哲学。由于黑格尔逻辑学是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这就为辩证法之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而它本身就包含有一个完整的辩证法大纲,因而也就是辩证法之上升为科学系统的决定性的第一步。所以,为了懂得什么是辩证法,为了弄通黑格尔辩证法和真正理解马克思辩证法,“先读《哲学全书》的《小逻辑》是很好的办法”(恩格斯语)

1942年我不负大伯栽培考入了最负盛名的省立石室中学就读高中(1942-1945),在石室中学我陆续接触和读了倾向各异的书籍,尤其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哲学更是令我陶醉和激动,受其影响立志学哲学,而没有步兄长们后尘学习经济学的热门。

  黑格尔哲学著作素以晦涩艰深著称,其中又以逻辑学为最。这不仅是指文字表达,而且首先是指其哲理意蕴。通常说小逻辑明白易懂,这只不过是相对于大逻辑来说而已。因此,黑格尔的逻辑学著作,首先就是《小逻辑》,要进入中国学界,为中国学界了解,绝非易事。关键在于,它要选择到能够胜任的、合格的译者,将其译为中国人乐于接受、可阅读和可理解的中文译本。这样的译者它终于找到了,这就是贺麟先生。这是因为,当时不惑之年的贺麟已是我国学界著名的学贯中西古今的学者。他既对西方哲学、尤其是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哲学有专门精湛的研究,又对中国哲学有真切独到的领会,而且在中西哲学的会通上卓有建树,创立了饮誉学坛的“新心学”或“新陆王”学派。再者,他不仅中国文字功夫深厚,精通英、德语,而且一贯重视翻译,对翻译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念。他要求译文“能信能达且有艺术功力”,即能“融会原作之意,体现原作之神,使已之译文如出自己之口,如宣自己之意”(见贺麟:《黑格尔哲学讲演录》第642-643)。他据此翻译出版的西方学者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著作,深受学界赞许。贺麟1941年着手翻译《小逻辑》之前,在三十年代中期,也有人翻译出版过黑格尔的逻辑学著作,但都没有流传开来,更说不上有什么影响。有鉴于此,贺麟先生本着对黑格尔哲学的真情挚爱和使国人能与他共享黑格尔哲学真谛的使命感,毅然决然地担当起了翻译黑格尔《小逻辑》一书的重任。

由于一心想学哲学,1945年终于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我朝思暮想的、名教授云集的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有幸成为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的西南联大的末届大学生。

  贺麟先生着手翻译《小逻辑》之初,进展甚缓。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首先由于先生当时是第一次译黑格尔本人的著作,他的态度特别严肃认真。他不是根据任何一个单独的版本来译,而是根据1929年出版的《格罗克纳本小逻辑》、1919年再版的《拉松本小逻辑》和1892年牛津版《瓦拉士英译本小逻辑》三个版本相互参照、分别吸取它们的优点、订正它们的错误来译的。不言而喻,这样做,特别是在开始阶段速度必然缓慢。其次,《小逻辑》几乎包含有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逻辑学所有的重要名词概念,同时,还有不少黑格尔自创的名词概念。先生历来对译名特别慎重,主张译名要有中西文字学和哲学史的根据,已有的译名必须慎重订正,对来自日本的译名更须取严格的批判的态度,没有现成译名不得不自铸新名的,须极审慎并说明其理由。在1954年三联版《小逻辑》的“译者引言”中对为什么Begriff不译“概念”而译“总念”、
Das
Allgemeine不译“普遍者”或“一般者”而译“共相”,Verstand不译“悟性”而译“知性”等所作的详细解释,就足以说明贺麟先生对译名之慎重和严密思考。这也不能不影响翻译初期的速度。再者,翻译本来就是难事,而现在要翻的是先生从来未译过的黑格尔本人以晦涩艰深难懂著称的著作,他感到翻译起来不似其他翻译工作那么顺当,而是往往要反复修改,有时改错了还得重来。只有在积累了足够对付黑格尔的思辨表达方式和笨拙语句的经验以后,速度才会加快。还有,先生历来主张翻译要以吃透原作为条件,翻译必须与研究相结合,他边译边对小逻辑一书进行系统的研究。他还提倡教学与研究结合,因而将其研究成果于1943-1944学年在西南联大哲学系开设了“黑格尔的理则(逻辑)学”课程,讲课记录稿经他修订于1948年作为“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纪念论文”出了单行本。这篇论文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黑格尔逻辑学范畴演进的全过程,浸透着先生的独创见解,今天读来仍能引起进一步阅读黑格尔逻辑学原著的兴趣。这表明贺麟先生这时已在更高层次上融会贯通地掌握了黑格尔小逻辑的体系和精义,他翻译此书的速度也可以加快了。

我当时怕考不上西南联大,还同时报考了华西大学哲学系,后者张榜在先,我已先期报到入学。华西大学风景如画,条件很优越,何况我的大伯父时任校中文秘书长。但当我得到西南联大的录取通知时,我欣喜若狂,执意要去,开明的大伯父虽十分不舍,还是成全了我的志愿。我踏上征途,直指南疆,奔向春城。

  但是,先生自己所说的“外务纷扰工作不集中”,则是翻译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可以说这种情况在北平临近解放前才有所改变。那时国民党当局已为他订好机票,三次要他飞离北平。先生自信一生所作所为均是为学术、为民族、为国家,且舍不得离开北大的同学与同事,就毫不动摇地留了下来。从这时起,他就全力投入小逻辑的翻译,坚信这本书对于进步事业和追求真理有大用。我和先生班上的其他同学,目睹先生每天准时从中老胡同宿舍到北大图书馆内他的研究室进行翻译工作、又准时回家的情景,都不由自主地把这比之于康德当年每天准时出现在哥尼斯堡街头散步的情景,对先生景仰之情就更加浓厚了。由于上述种种情况,到北平解放为止,先生就只译了全书的一半,约十一、二万字。北平解放之初,先生虽然个人处境并非十分顺畅,但从新的学习中仍然得到不少新的启示和鼓舞,使他很兴奋地在半年内就顺畅地译出了书的另一半。作为学养浓厚的爱国学者,他刻意赶在1949年9月30日前译完全书,以之作为一种小小的礼物来表示庆祝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热忱。但是先生并没有急于送出译稿,而是在请友人校阅的基础上又把译稿从头到尾地校改了一遍,与此同时还把部分译稿发到所开设的“黑格尔哲学研究”的课堂上,让同学们对照德文本、英译本学习和讨论,以便对译文提出意见和建议,供他参考。

当我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昆明,来到国难当头临时搭建起来的干打垒的简朴校舍和没有多少树木的近乎荒凉的联大校园时,眼前的一切与华西大学似乎不可同日而语,但我情绪很高,因为我心中在意的是自己对哲学的追求。我终于在这个大后方“学术自由的”“民主堡垒”里,迈出了漫漫哲学人生路的关键一步。

  令我难忘的是,先生的这门课是他解放后第一次讲授黑格尔《小逻辑》,而我万分有幸赶在北大学习的最后一个学年里选修了它。那时哲学系的学生本来就很少,加之好些解放前夕离校到解放区去了,剩下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我们那个课堂上充其量也就只有十来个人。这门课实际上是个研讨班,上学期学习黑格尔《小逻辑》,下学期学习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每次上课先由先生讲解一小段小逻辑(有时先生也指定一位同学讲解,他作补充),然后大家自由发言讨论,随堂听课的助教王太庆、研究生徐家昌发言自然要多些。我当时学德语,因而也就对照德文本来读先生发给我们的译稿,间或也提出一些翻译方面的问题和意见。讨论一般都很热烈,有时争论不下,但气氛始终融洽。先生极有耐心和兴趣地听取大家的发言,最后针对疑难问题进行小结。他在讲解中总是旁征博引,汇合中外古今,风趣盎然、明白易懂地引导我们透过黑格尔艰深晦涩的思辨外壳去领会黑格尔思想的实质;而他更为着力的,是以通俗的比喻,生动的语言,启发诱导我们去认识和体会到研究黑格尔逻辑学非同一般的意义所在。如他说:现在解放了,国民党留下的汽车等都可以用,只是换个牌子,黑格尔逻辑学中有许多道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相通之处,过去在战争环境下没有机会研究,现在为什么不能加以研究改造为人民所用呢?同学们一致感到,听先生的课,如坐春风,受益匪浅。

1945年到1950年是我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求学阶段。1945年一进入西南联大就感受到全校弥漫着浓郁的学术空气,我忙着拜见我仰慕的名师,找寻他们的著作。

  正是在先生的课堂上,从先生的译稿中,我初次接触到黑格尔的《小逻辑》,从那时起我就与这部西方古典哲学名著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生当年赠送给我的那本1950年上海商务版的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我一直珍藏着,这个本子还是直排、繁体字的,外文名词要把书转90度来看。书的纸虽早已变黄,但它每一页上我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字迹,却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我对照德文原著刻苦攻读小逻辑的历程。初读《小逻辑》是同我当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相互平行而又交织在一起进行的,它使我形成了一种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洞见黑格尔真谛的信念。正因为这样,毕业留系工作后不久,我也就很乐意调去从事马列主义基础的教学工作和协助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生班。可是,对马克思哲学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觉得不真正了解黑格尔哲学也就无法真正了解马克思哲学,我对黑格尔哲学的依恋也就越来越深。这样,1956年底我就重新回到了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1959年又受命调往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六十年代初,我再读黑格尔《小逻辑》,是为了根据它所展示的概念从纯存在到绝对理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辩证逻辑进程,来进一步弄清楚应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逻辑及其运用,以便以它为指南编写出一部自己的以探索和揭示德国古典哲学内在逻辑进程为目标的讲义。我得到的启示和形成的观点是:必须把德国古典哲学理解和展示为围绕其固有的内在矛盾、即主体能动性和客体制约性这对矛盾所展开的从一种哲学形态到另一种哲学形态的螺旋式上升运动,并阐明这个运动同时是人类哲学思维在这一思维时期内从一个思维层次到另一个思维层次的提高,而这一进程的逻辑结论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在上世纪的“三年困难时期”连人的生存都成了问题的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我边教学边赶写讲义陆陆续续发给学生,最后装订成册终于成为一本40余万字的独特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讲义,又从中抽绎出了一篇5万余字的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而这一著述活动的最终成果就是在30年后正式出版的我的那部被誉为“哲学史方法论典范”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80年代初,除了开设“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课程之外,我也想像贺麟先生那样通过讲解黑格尔《小逻辑》的课程来影响和培养后学。这样就开始了我三读黑格尔《小逻辑》的过程。这次研读不仅使我能够原原本本地向学生讲授《小逻辑》的主要内容,使一些同学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开始读《小逻辑》并能坚持下去。更有意思的是,在研读过程中我还撰写了一些探讨黑格尔逻辑学的对象和方法及其意义的论文。其中《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一文在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竟然使与会的国外著名学者专家感到惊讶,他们说通过这篇文章意外地在中国看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如此精深的研究。抚今追昔,饮水思源,我从内心深深地感觉到:贺麟先生当年指导我们学习研讨黑格尔《小逻辑》的课堂像播种机,在我原本瘠薄的心田里埋下了一粒种子,先生汉译的黑格尔《小逻辑》等等著作以及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像阳光、雨露、沃土,照射、滋润、培育和促使这粒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我在西南联大的第一学年里上的是一般性的大一课程,唯一与哲学有关的就是金岳霖给文科学生开设的、可以说是哲学启蒙课程的逻辑课。金岳霖是把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先驱,他精彩而严谨的讲课使我受到理性思维的逻辑训练,使我懂得了正确思维所必须遵守的规律和形式,这对我日后求学为学受用不尽。但我却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在中学时代就树立的对尼采、叔本华意志哲学的信仰。

  贺麟先生在课程快要结束时,在对自己的小逻辑译稿经过长达半年时间的校订之后,才把它送交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50年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版的首部汉译外国学术著作。由于日益高涨的理论学习的需要,译文经译者作了某些修订后于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到1958年就印了4次。1959年起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1962年又印行了3次。至此,前后累计印行了8次共8万余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46年4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复员迁回平津原址。在读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复员的学校,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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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等待复员的过程中,我们川籍同学相约一起先回四川,无奈我们坐的敞篷货车到贵州的七十二拐时突然翻了,我因伤休学,直到1947年7月才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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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1950年,在北大学习的这三年对我的哲学生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三度进入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大师贺麟的课堂,聆听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形而上学研究”、“黑格尔哲学研究”三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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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黑格尔哲学”研究实际上是贺麟主持的一个研讨班,上学期学习黑格尔的《小逻辑》;下学期学习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受到贺麟的启蒙、教诲、鼓励,使我暗下决心要一辈子跟随他研究黑格尔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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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又以空前的政治热情,如饥似渴地博览马列著作,自然而然地使得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我心中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我青年时代就形成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洞见黑格尔真谛的朴素信念。这一信念在我风风雨雨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动摇过,只有加深和坚定。

郑昕是我国第一个对康德作精深研究,能原原本本地、系统地、融会贯通地介绍康德哲学的大家。我高度自觉地选修了郑听讲授的有关“康德知识论研究”课程,并认真钻研了郑昕的《康德学述》著作。

是郑昕为我开启并带领我进人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学术大门,有了一些粗浅的领悟,日后我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探索不得不说是得益于郑昕的指引才起步的。

在北京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我还有幸完整地聆听了学贯中西印的哲学大师汤用彤开设的“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两门课程。汤用彤讲授的内容可视为对哲学家原著的导读,他通过严密的分析,引导学生通观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先生这一做法,对于我日后从原著人手、从第一手资料人手研究哲学树立了榜样。

最后他总是归结到讨论如何由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对立而达到康德批判哲学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增进了我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历史基础、理论来源和开创意义的理解。

1945年-1950年,我完成了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求学之旅。在金岳霖、贺麟、郑昕、汤用彤诸先生的课堂的影响下坚定不移地确立了终身研究西方理性哲学的方向。

1950年-1959年是我在北京大学任教的9年。1950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兼作系秘书。当时系主任郑昕对我卖力的工作很为赞赏,说我还有一点做秘书的才能。

在参加一年土改、从城内沙滩迁校燕园、全国院系大调整、下放劳动一年中,经历了从哲学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研室再回到哲学系的变动。

开始从研究和翻译两方面着手进入黑格尔哲学:发表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黑格尔的哲学史观》,翻译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两部分,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我毕业留系工作后不久,在学长赵宝煦、黄楠森领导、指导下从事马列主义基础的教学工作和协助苏联专家主持研究生班。

这样,我就有机会更广泛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哲学方面的著作。可是,对马克思哲学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觉得不了解黑格尔哲学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我对黑格尔哲学的依恋就越深。

经我多次争取,1956年年底我终于回到了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这还得益于院系调整后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系主任的金岳霖希望我回到他身边工作。回到哲学系,我满以为从此可以把探索、研究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提上日程、深入下去,但是客观环境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

1959年10月至今是我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漫长岁月。

1957年“反右”斗争后,这年冬季我随北京大学师生下放到贫瘠的上清水进行劳动锻炼,1959年我从上清水回校不久,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然就得到调我到武汉大学任教的调令,国庆节后我就匆匆来到珞珈山,从此再没有动过窝。

我在武汉大学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时代。不论风云变幻,不管艰难险阻,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理性哲学的探索与耕耘,始终坚持教学、研究与翻译三者结合的为学道路。

我来武汉大学是与1957年“反右”斗争后高校形势变化有关的。陈修斋因受牵连不让上课,武汉大学哲学系匆忙来北京大学要求派人“支援”。

我在北大没有教过一堂外国哲学史的课程,家中还有一大堆难以想象的困难,来到武汉大学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正常生活都难以为继。好在当时正贯彻“高教六十条”,阶级斗争的弦稍稍放松一点。

我披荆斩棘,奋发图强,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开辟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收获了第一批研究成果:适应教学需要的40万字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铅印教材(《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的前身);为湖北省哲学学会(李达任会长)首届年会撰写了5万字的长篇主题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

在“文革”年代,我的学术事业被中断。1968年武汉大学率先将哲学系一锅端到湖北襄阳隆中,在下放劳动和复课闹革命中挤出时间着手编写了铅印本《欧洲哲学史(试用讲义)》(全国哲学通用教材《欧洲哲学史稿》的前身)中的古希腊哲学、欧洲封建社会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部分,陈修斋在完成他的名著翻译后参加编写了另外4章,共同完成了全书;继续翻译黑格尔的《精神哲学》。

1978年,武汉大学哲学系结束了在湖北襄阳隆中长达10年的“斗批改”、开门办学,我又重返珞珈山,开始了我哲学生涯的新阶段。

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我选择的是把一线教学视为天职,以学生为中心,主动负担恢复高考招生的1977、1978、1979三届哲学系本科生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的通讲,一两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我力求以问题为主线,努力挖掘哲学家的深层意蕴和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被同学们誉为“带领我们在哲学史的迷宫里漫游”“听杨老师的课是一种真正的享受”。

此外,还首次开出难度较大的研究型选修课“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和”“黑格尔《小逻辑》研究”,这些课程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也促进了我的科研工作的进展。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发表了从《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观点及其在发展辩证法中的历史作用》到《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的系列学术论文;出版了专著《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合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

在古稀到耄耋,我克服自身年老病痛的不利条件,卸下教学任务后,在没有任何补助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历时7年,实实在在地推进自己的学术事业,在主导合作编译出版《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合作翻译出版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巨大工程中竭尽自己的全力:产生了可观的学术效果和社会效益,经住了学界的反复考量。

太阳集团官网,腰疾缠身的我仍在马不停蹄地进行各项学术工作。80岁首译出版了恩师贺麟交给的格洛克纳版黑格尔《精神哲学》;完成了从网络走向正式出版的《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学术回顾集。85岁奋力首译出版了贺麟托付的黑格尔《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我以87岁高龄又根据德文“理论著作版”《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完成了即将出版的中文版《黑格尔著作集》中《精神哲学》卷的重译。

二、学术成就

1.开创了对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研究

运用辩证逻辑,以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矛盾为纲,揭示和陈述了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费尔巴哈及其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发展的辩证逻辑进程,这在国内外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尚属首见。

在过去,德国学术界虽有关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论著,但从没有过从康德到费尔巴哈、马克思的。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著《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也只论述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哲学进程。

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不是以运用辩证逻辑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逻辑进程为目标和内容。我探索和研究的意义在于开以辩证逻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进程的先河,特别是从德国古典哲学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这个主要矛盾来揭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辩证逻辑全进程。这样就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崭新道路。

1959年秋,我受命从北京大学调至武汉大学哲学系,很快就开始了主讲德国古典哲学的工作。当时生活条件非常困苦,校领导号召大家多晒太阳,保持健康。

我完全可以按照当时既有的西方哲学教材走上讲台,但我执意要给自己压担子自己编写教材,在编写教学提纲的过程中,恩格斯关于“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论断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心里产生了解开这种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之谜的强烈冲动;而列宁关于近代哲学认识的圆圈运动(“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设想,像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在我眼里显示出了解谜的前景。

这就促使我把揭示和描述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作为自己长期研究的中心课题。我坦白地承认,正是解决这个课题的兴趣和需要,成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论述进行一番广泛深入的研究的真正动力,也成了我思考和探究有关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各种问题的特殊视角。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自信已经依照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及其方法论原理,大致弄清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阶级即经济-政治基础、实践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思想基础即近代哲学及其向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问题和任务之后,就向自己提出了着手编写一部以探索和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为目标和特色的教材的任务。

我的想法得到了哲学系和所在教研室的支持。那是一个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时代,连一张普通的稿纸也难见到,这就逼使我不得不以一种现在也难以想象的竞技状态来完成这项自选动作。

由于时间紧迫,这项工作只好马不停蹄地以边讲授、边编写、边由印刷厂印发给学生的方式进行。就是这样,到课程结束时,将所发散页集中起来装订成册,同学们居然有了一部40万字的铅印本《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

当时对于出版著作也没有强烈的愿望,这部讲义在抽屉里一放就是30年,直到1993年才删繁就简、整理修订后以《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书名正式出版。

《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问世后,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有人称之为“哲学史方法论典范”。关于我所运用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在该书中作出了这样几点结论:

(1)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不是一个随意的、偶然的过程,不是个别天才人物头脑中的一闪念的产物,而是基于人类思想文化和哲学的已有成果之上的一个有规律的逻辑过程。

(2)不过,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是内在的、隐藏的,必须去其偶然材料,得其带有本质意义的材料,去突出其内在的逻辑线索;之后反过来用这一逻辑线索去统摄那些偶然的材料使其纳入一个被理解了的系统中。

(3)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有一个高出于他所考察的对象之上的视角和立足点。“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马克思语),每一个后来的哲学思想体系都是理解前一个思想体系的钥匙,每一种哲学的内在意义和思想价值,都只有在后来的哲学中才能得到更好的阐释。

(4)除了哲学思想本身的逻辑进程之外,一个时代的哲学与该时代的整个社会状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且哲学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受到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的制约的。

这一关于方法论的原则被学界认为对哲学与哲学史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2002年,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一书的“再版前言”中,我又将所运用的“方法的核心”做了一个我认为至为精当的概括:“这就是要把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之统一的唯物辩证逻辑应用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历史进程的研究”,而所谓应用唯物辩证逻辑,就是以它作为研究的指南,去发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固有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实质上也就是要在这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出与之相应的唯物辩证逻辑的观点。

这就是说,要揭示和阐明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受其固有的辩证法则支配的、由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的、螺旋式上升的、必然的辩证逻辑进程。

2.创造性地研究康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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