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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环与多特Mond一二三

By admin in 现代文学 on 2020年3月21日

女作家萧红在她31年的短暂生命中,以《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独特的印记和地位。为纪念萧红诞辰100周年而拍摄的电影《萧红》因而广受期待。不料影片于本月8日上映后,引起不少批评。昨天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善也就他所掌握的材料质疑影片对萧红的塑造既失实又失范,一些情节上的败笔将误导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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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 资料图片
秋日的阳光,静静地打在观象一路1号门口的一块小黑牌上,“舒群、萧红、萧军故居”的字样并没有因为这光的眷顾而有异样的变化,一如外面的世界早已喧嚣,这里却依旧守着80年前萧红萧军的一段静好岁月,安静地任潮起潮落。二萧来青岛,完全是时代洪流裹挟个体命运所碰撞出的一个选择,只是当时谁也没料想到这个偶然性的选择会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结出两枚实力作家的
“果实”,并为青岛的民国文学史增添一笔可谈及的骄傲。因为与萧军、端木蕻良和骆宾基这三个与萧红生命有过关联的男作家都有接触,岛城文史专家鲁海掌握了许多一手资料,从中我们也许可以窥探到青岛在这位民国才女坎坷命运里的些许痕迹以及由此带给她的人生影响。
一部小说
1942年1月22日,战火纷飞中,萧红在香港寂寞地病辞人世,时年才31年。萧红死得太早太寂寞,太不心甘,“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此时距离萧红第一部奠定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位置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的问世时间1934年,才仅仅8年不到。
众所周知,萧红的《生死场》,还有萧军的名作《八月的乡村》,都是他们在上海由鲁迅的支持得以出版,并一举在中国新文学中崭露头脚的。但出版时,《生死场》清晰地注明了,“1934年9月9日写于青岛。”白纸黑字证明,1934年萧红是在青岛的山海间写出她的奠基作的。鲁迅在《生死场》的序言这样夸赞:“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有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可惜,造化弄人,一代才女过早夭亡,只留下《生死场》《呼兰河传》《旷野的呼喊》《马伯乐》等不多的作品,让鲁迅的预言无法真正落地。
《生死场》也是萧红在青岛创作的惟一一部小说,却给了青岛又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露脸的机会。
两个地点
岛城文史专家鲁海说,萧红跟随萧军之所以会来到青岛,是因为朋友舒群的邀请。“九·一八”事件爆发后,东北沦陷,东北抗日青年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投身抗日洪流的萧军不得不四处躲避日伪的抓捕,而此时已经结识萧军的萧红历经逃婚、抗婚等命运抗争也迫切需要离开东北。正在此时,他们的朋友舒群从青岛发来了邀请信。彼时,舒群其实到青岛也刚刚半年左右,但他幸与当时青岛市政府社会局的科员倪鲁平成为好友,倪鲁平撮合了自己妹妹倪青华与舒群的婚事,让同样从东北逃亡而来的舒群有了暂时稳定安逸的生活。舒群在观象一路1号楼下自己的家中,向远在故土的仍在遭受时代命运煎熬的好朋友萧军指出了一条出路,“正是舒群给二萧写信,邀请他们来青岛的。”鲁海说。时光轮转80载,后人只能猜测,如果没有舒群的这封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二萧在青岛写出《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一笔,怕是要改写。
萧军和萧红来到青岛,双双在《青岛晨报》担任编辑,这一工作仅仅起到了维持二萧生计的作用,并确实地没有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而观象山一路1号和当时距离这一地址不远的荒岛书店,才是萧军和萧红生命中的两个重要地点:前者不仅为他们的爱情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场所,在这里还出炉了他们文学命运的里程碑之作;而后者则拉开了他们与恩师鲁迅的相遇之旅。
舒群把好朋友拉来青岛,就把他们安顿在自己的隔壁。当时观象山一路1号,按现在来说就是海边别墅,这样的环境对流离颠沛的萧红来说,实在是欣喜得不得了,更何况还守在爱人萧军身边,一时她竟在这里迎来了自己人生的
“黄金时代”。他们的同事张梅林曾在文章中描写过他们当时的这段生活:“我是住在报馆的,三郎则另外租了一间房子,自己烧饭。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张梅林还写道萧红穿着磨破后跟的皮鞋和用粗布条扎头发,可见他们生活明显很拮据,但显然也是惬意的。正因为有了这暂时的喘息,二萧重拾创作,相互鼓励,写作出《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
萧军曾提到:“夏天我常常到海水浴场洗海澡,从我们家到海水浴场,来回都要经过荒岛书店的门前,常到里面看看,喝杯茶,有时还要吃个西瓜。”重新梳理历史会发现,荒岛书店的背景,是后来萧军和萧红会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左翼作家的解释之一,正如鲁海所说,这里实际是一处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二萧与鲁迅的书信往来,都是通过荒岛书店转的。青岛党组织遭到破坏,舒群等人被捕,荒岛书店的老板之一孙乐文给了萧军40元钱,叮嘱他紧急撤退,萧军拿着这40元钱带着萧红以及张梅林匆匆逃离前往上海。这段历史萧军记录进了自己所写的《青岛怀踪录》中。到了上海,见到了鲁迅,在鲁迅的支持下,《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得以出版亮相。
三位男人
1938年,萧红与萧军在西安正式分手,当年5月却怀着萧军的孩子在武汉嫁给了端木蕻良。但1942年萧红在香港病逝时,却是死在骆宾基的怀里。这样算是“离奇”的情感经历,让不少萧红的影视剧都热衷于
“萧红和三个男人的故事”的话题,不过,与这三位男作家都有过面对面近距离交谈和接触的鲁海却认为,这些也太八卦了,尤其说骆宾基是萧红的第三个男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都来过青岛,并且都留下回忆青岛的文章。
除1934年,萧军还于1986年重来青岛,这一次他约见了鲁海和耿林莽,并合影留念。在这次之前,1979年,鲁海前后两次给萧军写信,并寄去一张观象一路1号小楼的照片,萧军立即给鲁海回信了,信中附诗
《题青岛观象一路1号故居》二首“以志”。因此当萧军再来青岛,有幸面对面交流时,鲁海问出了心中的疑问:萧军到底打没打萧红?鲁海说萧军是承认“打过萧红”的,他回忆萧军说:“我那时确实脾气不好,常对萧红发火。”
鲁海说,1946年骆宾基写了《萧红小传》,这是第一部写萧红的传记,而正是看了这部萧红传,鲁海得知萧红祖籍是胶州,没由来得就和萧红有了亲近感。鲁海说从《萧红小传》自己第一次得知萧军和萧红1934年曾在青岛工作和生活过,“也从这时开始,在新文学作家中特别关注二萧。”鲁海说,骆宾基在这本萧红传记中写到,正是1936年萧红只身去日本埋下了二萧未来婚变的伏笔。
那么这个陪萧红走完最后人世路的男人与萧红终究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鲁海说,他曾经读到一位他的同行写的骆宾基在临终前接受最后一次采访,采访中说骆宾基反复说:“萧红是死在我的怀里的。”足见骆宾基对萧红的感情很深,鲁海还回忆,1950年,作家潘舒颖请骆宾基到青岛市立中学讲座,他不仅去听了讲座还应邀参加了讲座后的座谈。鲁海说,当时骆宾基谈到了中国东北作家群,说萧红是上世纪30年代女作家中最好的。“骆宾基与萧红到底是什么关系,任凭人说,但我推荐大家读一下骆宾基的《萧红小传》。”
至于端木蕻良,鲁海回忆他1937年来过青岛,写有散文《青岛之夜》,上世纪80年代自己专门拜访过端木蕻良,问起萧红,端木多时不言语,对萧军更是只字不提,历史的恩怨显见于其间。鲁海说,萧军明显不同,他动不动就把萧红放嘴边,还开口闭口骂端木蕻良“混蛋”。
有意思的是,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这三个被认为与萧红生命有重要关联的男人,而且都来过青岛,却在解放前从未彼此交集过。这三人惟一的一次相聚是在历史上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着名的北京“八·二三事件”中,即1966年8月23日,包括老舍在内的二三十位作家、老艺术家遭到红卫兵毒打,次日老舍跳湖自杀。无法猜测,当时这三人一同受难时是否都曾在那一瞬间想起过苦难的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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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忙谈情说爱就写不出那么多好作品”

“剧组主创究竟有没有读懂萧红?传记电影不应该成为以艺术手法来‘消费’作家的幌子。”陈子善说,电影以萧红的爱情纠葛为切入点,这当然是可以的,但萧红的一生并非全都浪费在与几位男性的纠缠不清上,“这样描写离历史真实太远了,如果萧红忙着谈情说爱,她写不出这么多的好作品”。

电影前期宣传称“民国才女点燃六个男人的激情”,对此,陈子善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六个男人”中至少有一半是生拉硬拽进来的。除了萧红在颠沛流离的写作生涯中和作家萧军、端木蕻良之间的两段婚姻是确切的外,被未婚夫汪恩甲骗孕后抛弃的早年经历算不上爱情,在病榻前与照料她的青年作家骆宾基结下生死情缘的戏码有夸张之嫌。“骆宾基为萧红写《萧红小传》,批评端木蕻良在日军进侵香港之际抛下医院里的萧红不管,这并不能作为骆宾基爱上萧红的凭证。”陈子善说。这正如骆宾基的儿子张书泰近日对媒体指出的那样,“我父亲照顾孤苦伶仃的萧红时,完全是一种心态耿直的朋友之谊,其中也含有弟弟心疼姐姐的质朴情愫,而不是电影里塑造成的朦胧浪漫的世俗‘姐弟恋’;我父亲与端木之间的公开翻脸不是因为争夺萧红的情感归属,而是因为我父亲认为端木蕻良作为一个男人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承担起责任、不仗义地抛弃了萧红。”关于这些,骆宾基在修订版的《萧红小传》中早已详细说明。

“有些细节一旦杜撰就过了底线”

六个中还有一个竟然是鲁迅先生。萧红来上海后,与鲁迅先生发展成为精神知己的师徒友谊在影片中也被异化了。影片中,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写序,萧红来表达感谢,鲁迅竟反问“怎么谢”。

太阳集团娱乐,“这句台词根本不可能是鲁迅先生说出来的,不知道从哪儿东编西凑过来的。有些细节是不可杜撰的,一杜撰就过了底线。”陈子善说,鲁迅先生过世后,萧红写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最好的纪念文章之一,但因此就说萧红与鲁迅之间有情感瓜葛则是对两位逝者的不敬。萧红研究会副会长章海宁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与之对应的这一段史实是:鲁迅大加赞赏萧红的《生死场》并为之作序,这篇序稿是通过胡风捎给萧红的,而萧红又写信请求鲁迅为她题一个签名——两人并未就此见面。章海宁不满地表示:“电影为了情节的需要,让萧红面见鲁迅,虚构对话,对话的立意却非常无聊。”

陈子善告诉记者,最让他受不了的是电影中萧红、萧军与端木三人同床和衣而眠的画面。“电影宣传说这段暧昧的三人戏拍得很文艺很唯美,我恰恰觉得暗示给观众的遐想空间比‘脱’和‘露’更可怕。”

章海宁告诉记者,片中三人同眠的情形,如果要追查细节,“确有出处”,但他认为这并不适合在电影中表现,“画面中所展示和暗示的,并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现在的人对女作家的情感本来就充满了好奇和想象,你这么一拍,更落实了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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