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祖国共奋进】国家文化建设生力军

By admin in 大师随笔 on 2020年3月25日

2006年11月29日,对于文学院师生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在武汉大学113周年校庆日,中、美、韩等国专家学者在我校召开中国文学编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这是继当年11月1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出版座谈会之后的又一次盛会。
《中国文学编年史》上自周秦,下至当代,18卷1400万字,由武大等10余所高校共同完成,我校文学院教授陈文新任总主编。其编纂历时6年,先后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985”资助项目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和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2006年6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学术界称赞这是一部完整宏大、体例统一、涵盖古今、立体展现中国文学史的代表性成果。
多年来,武大一直是国家文化建设的生力军。
2005年,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纲要的重点出版工程项目《中华大典》之《明清文学分典》,由文学院教授吴志达、陈文新等领衔编纂完成,它包含五个分卷,计1200万字。自1994年起,共用了11年,集30余位学者之力而成,是一部全面系统地汇辑明清文学研究资料的大型类书。
实际上,早在“文革”后期,我校就有这样一群人,随着国家辞书出版10年规划的制订而成为我国重点文化工程建设的柱柢。《故训汇纂》的编纂者、古籍整理研究所老所长、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宗福邦就是杰出代表。
“文革”后期,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国家文化建设计划,《汉语大字典》是重点科研项目之一。文学院凭着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实力,成为其编撰工作的重要承担者。“那时中文系汉语教研室近90%的教师都参与了这一工作。”宗福邦当时是该教研室副主任,他的老师、著名语言学家李格非教授是《汉语大字典》的常务副主编。《汉语大字典》甫一接近尾声,我校就在另一项国家重点项目《中华大典》的编撰中被委以重任。
由于陈云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抢救中华民族古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一批教育部直属高校先后成立了古籍所。我校古籍所成立之初便以整理研究传统语言学典籍为方向。著名学者黄焯教授在一次整理其叔父、国学大师黄侃的遗著时,发现了黄侃欲对《经籍纂诂》进行校补的遗愿。古籍所编纂的第一部大典便是《故训汇纂》,是对《经籍纂诂》的校补。教育部古委会把这一大项目列入了“七五”规划,当年拨款3万元。
宗福邦和他的同事们对从先秦至清末2000多年的训诂学资料做了系统、完备的整理和研究。这部卷宗浩繁的著作历时18年,近10名学者为之皓首穷经,把青春和心血全部付于一部书中,成为一个奇迹。因为当年根本没有电脑等现代化设备,他们手抄笔录了1300万字。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付梓,被学术界誉为我国继《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之后的第五大语文工具书,也成为我校近年来文科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先后获吴玉章人文社科一等奖等奖项。它让人们感受到了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对接与激荡。
目前,我校另一国家级重大项目《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已呼之欲出,正在进行的省部级项目《古音汇纂》也基本杀青。
这只是武汉大学对国家文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几个例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在蓬勃发展,武大人一直参与其中,贡献着自己的才智。

珞珈山静静的山坡下,一批人文社科学者,几十年钻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里,探寻中华文明的足迹。

(编辑:杨欣欣)

寒来暑往,青丝变白发,一项项沉甸甸的成就,诞生在他们手中。

“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方重镇,武大突破了传统文化创新上很多关键领域,开辟了传统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历史进程中的新的生长空间。”
校党委书记李健表示。

18年冷板凳拼出与《辞海》比肩的辞书巨著*太阳集团官网,*

12位学者,18个春秋。披沙拣金,苦心孤诣。

2003年,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宗福邦带领团队完成了鸿篇巨制《故训汇纂》,计1300余万字。“我是怀有一种使命感,几十年来不敢懈怠,力求为社会做点实事。”宗福邦说。“《故训汇纂》1985年立项,原本预计10年完成,结果用了18年,这足以说明学者们认真的态度。”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深有感触。“《故训汇纂》既是武汉大学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也是弘扬中华文化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校长李晓红感慨万端。

该著作是继《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之后的第五部汉语辞书代表作,被学界誉为“盛世修典的又一硕果”。而这部巨著的科研经费总共只有13万元。

30多年来,宗福邦一直从事集体性的重大科研课题研究,曾率武汉大学编写组完成《汉语大字典》近1/4的编写任务。目前,宗福邦正主持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和《中华大典·音韵分典》、教育部重大项目《古音汇纂》的编纂。

20多年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的重大项目不过10余项,武大便有两项——《故训汇纂》和《古音汇纂》。

编纂《故训汇纂》时,电脑尚未普及。学者们将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手工制成卡片,总共近80万张。在武汉的酷暑里,因担心卡片被吹走,他们未曾开过风扇。

宗福邦30多年扎在故纸堆里,很晚才评上教授,61岁时才增列为博导。

贯通古今筑成“文学史的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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