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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话语的波长——文化艺术理论家南帆访谈

By admin in 现代文学 on 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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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精髓不是简单的模仿、再现,而是摆脱浪漫主义对于传奇、非凡景象以及夸张激情的爱好,把眼光投向了凡俗的人生,让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贩夫走卒浮现出来。

  5月25日晚,福建省文联主席、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艺理论会会长、我校中文1977级优秀校友南帆教授应邀回到母校,在人文学院101报告厅举行题为《文学、历史与人生》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系厦门大学南强学术讲座。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主持,副校长詹心丽出席并为南帆教授授予“南强讲座”纪念牌。

文学潜入日常生活,是否就是向世俗妥协?文学的美学锋芒消失在家长里短之间了吗?相反,文学恰恰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寻找突围的能量。

  南帆是我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评论家,著有《冲突的文学》、《文学的维度》、《隐蔽的成规》、《敞开与囚禁》等20多部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集,获过从学术到文学的国家多项获项,成绩斐然。

中国文学的提高以及逐渐完善依赖的是富有韧性的不懈工作。无论是出于个人兴趣、职业要求还是出于文学意义的认识,我们愿意站在不懈工作的队列之中。

  南帆以自己的近十多年创作历史散文的经验与感悟为切入点,对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进行了思索。他指出,历史散文呈现出历史人物身上各种日常生活细节,使人看到历史的另外一面,正是其独特价值所在。对此,他以对林觉民、林旭、沈葆桢三个历史人物的书写为例进行了详细阐释。南帆提出,现代文学与历史学的最大分野,在于文学关注人生、命运而非重大历史事件,文学从大事件中进入人的日常生活,而历史学关注、处理的则是社会。

八十年代的启蒙

  南帆说,一方面人类具有极强的沟通能力,也因此得以组成严密的社会;另一方面,人类渴望独立,强调个人性。由此,人类沟通的能力与独立的渴望之间形成了张力。事实上,每个人都应当成为主体,同时人与人之间又应当能产生共识。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独特乃至于异常的人物,这些人物的个性难以用社会学概念概括,文学的视角即进入个人,而非停留于社会的平均数之上,文学所关注的是处于社会、历史之间的个人命运,而这些个人命运相加并不等于大历史的总和。

与九十年代的文化转折

太阳集团娱乐,  南帆认为,虽然优秀的历史著作如《史记》也能够展现生动的人物性格,但历史著作并不负责写出性格的完整性,而是只呈现重要方面;关注完整的性格与人生,则是现代文学的特征。古代文学与神话、历史的相互纠缠,注重英雄人物的表现,人物往往没有日常生活及具体人生,这一特点也广泛地体现于武侠小说及侦探小说中;现代文学中日常生活的分量显著增加,这一转折出现于明清小说尤其是《金瓶梅》《红楼梦》中,此后小说的纹理日渐细腻。现代文学以细腻的方式展示交织在一起的多种价值观念,以及日常生活背后的多种感情判断。

刘小新:近几年,“重返80年代”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您曾经深度参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活动,活跃在第一方阵之中,近期又撰写论文考察20世纪80年代“多义的启蒙”。能否谈谈您心目中的20世纪80年代?

  南帆指出,当前通俗文学作品尤其是“无厘头”的作品广受年轻一代欢迎,年轻一代将艺术视为娱乐,不与人生经验相联系。而于经典文学作家而言,其艺术作品与生活应当血肉相连。后革命时代,日常生活的空间、容量急剧膨胀,传统坐标失去意义,精神生活空虚,高度发达的技术难以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因而文学实际上面临着重大任务,不但要从日常生活中概括中国现有经验,更要提高人的精神质量,提高人的质量。


帆:20世纪80年代我正式投入文学活动。那个时期,文学是启蒙气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大学的中文系就读,并且开始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论文的写作。当时的各种哲学思想、美学思想以及主体论、方法论等问题的讨论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年轻一代的视野。置身于这种气氛,文学不仅是我所向往的职业,而且,与许多年轻一代相似,我力图借助文学解释自己的生活,改造自己的生活。我相信这是如此之多的人持续地关注文学的原因。即使到了今天,这个原因仍然潜伏于我的文学兴趣之中。

  

我曾经非常短暂地注意过新诗,继而很快转向了小说。相当一段时间,我对于小说的实验性形式深感兴趣,热衷于总结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的叙述模式。相对地说,形式分析要求“细读”和严密,不同于“印象主义”式的随想或者洋洋洒洒的任意引申。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的踊跃和开放之中,严谨以及言之有据仍然是必要的思想规范。我一度对于轰轰烈烈地引进自然科学方法助阵文学研究略有微词,粗率的推论和望文生义的猜测是我最为不满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之后,思想的解放与理论的严密性开始逐渐结合起来了。当然,这时的许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文学问题的复杂性。

刘小新: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文学乃至整个人文思想界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各种描述头绪纷繁。您的《冲突的文学》一书的大多数章节写于这一时期。这本著作开始集中地考察20世纪80年代文学内部浮现的种种文化主题。作为一个重要特征,这本著作力图以结构性分析处理中国经验的复杂性。您能否具体谈一谈《冲突的文学》隐含的思想转折?


帆:《冲突的文学》一书1992年初版,时隔20年之后另一家出版社再度出版。我的思考脉络之中,这本书的确表明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的特殊结构,并且察觉到这种结构形成的空间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内部熙熙攘攘的各种因素背后存在三种“价值源”: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三者形成了多向的文化冲突,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冲突尚未充分展开,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冲突已经接踵而来。这个阶段中国文化内部的复杂性质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术语——例如某某主义——加以概括。上述这些相互缠绕的冲突相当一部分体现于文学之中,例如城市与乡村,男性与女性,英雄与反英雄,先锋文学与大众文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社会与形式,如此等等。这一切显示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质。考察这些冲突的时候,我同时注视着文学和审美产生的积极作用。文学如何在如此复杂的图景之中投出自己的一票?文学所倾心的内容与其他文化门类具有哪些区别?各种文化门类对于这个世界做出了焦点各异的描述,众多描述的背后是否可能隐藏某种统一的观念?这些问题的纠缠与思索远远超出了这本著作之外,成为我日后相当一部分工作的思想框架。面对这种文化图景,许多思想家的启迪汇入我的考察,例如罗兰·巴特的犀利,米歇尔·福柯的深刻,或者特里·伊格尔顿的开阔气势。

话语分析与文化研究

刘小新:20世纪90年代,您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文学的维度》。学术界同仁充分肯定了这本著作的叙事话语分析:“洞悉话语的权力运作机制,常常是一方面联系着文学内部的审美特性即审美话语的权力运作机制,另一方面将中国历史的、政治的、民间的、学术的话语生产系统纳入考察范围。”在我看来,《文学的维度》的突出特点是话语分析与意识形态批评的结合。是这样的吗?


帆:《文学的维度》又一次把视线对准了语言。20世纪80年代对于形式和语言的兴趣再度浮起。语言可以是世间万物的命名,这是最为初级的语言理解;另一种常见的理解是,语言充当人们内心表现的工具。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思想家都是从“表现论”的意义上估量语言的意义,从孔子的辞达而已、诗人的炼字炼句到言为心声、气盛言宜之类的命题,没有人对于主体与语言的关系以及“表现论”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20世纪所谓的“语言转向”之后,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一直到拉康,另一种观念得到了愈来愈多的考虑:语言是一种先验的符号秩序,人们的思想认识必须接受各种符号秩序的编辑;符号决定了主体,构成了主体。

在我看来,符号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很大组成部分。语言、绘画、音乐这些纯粹的符号体系之外,各种实用之物——例如建筑、车辆、服装或者一条街道的设计、一个城市的布局——同样作为各种符号生产出不同的意义。符号不仅具有构成的规则体系,而且与意识形态以及历史演变密不可分。进入现代社会,人们不仅生活在符号之中,同时,符号也是人们进行各种角逐的重要领域。《文学的维度》力图考察的是,文学置身于这种符号秩序之中扮演什么角色,文学如何“突围”——文学如何展示“真实”,文学的修辞、叙事以及文类具有哪些意义。

《文学的维度》使用了一个隐喻:“话语光谱”。文学从来不是存在于文化真空之中。从经济话语、政治话语、哲学话语、法律话语到军事话语或者科学技术话语,众多不同的话语体系的交错构成了一个社会的“话语光谱”。文学话语置身其中,显现出独特的波长。文学话语的特征及其意义无不相对于另一些话语体系而言——相对于哲学话语、经济话语、新闻话语或者历史话语,如此等等。这意味着在语言符号层面上揭示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各种关系。在我看来,文学不存在“超历史”的孤立本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特征都是在多种复杂的比较之中显现出来——我反复阐述的“关系主义”即是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展开。我为“关系主义”撰写的一批论文主要辑录于《关系与结构》这本论文集。我主编的《文学理论》也是在这种平台上讨论围绕文学的众多命题。考察种种具体的历史关系就是远离形而上学,拒绝“本质主义”,注重分析文学话语的意识形态功能。

刘小新:您对文学史写作似乎不太感兴趣。在您的著作中,只有《隐蔽的成规》接近当代文学史著作。但是,《隐蔽的成规》显然与流行的编年体式文学史著作不同,它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的。为什么选择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何谓“隐蔽的成规”?多年以后的《五种形象》是否延续了这种思路?


帆:文学史不仅是文学事实的记录,而且是文学事实的筛选、解释和评价。文学史写作不得不从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开始:文学为什么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分析之后可以发现,某些重要的文化观念隐藏于作家的思想之中,成为他们文学想象的内在情结,甚至提供故事发展的驱动力。《隐蔽的成规》力图发掘文学生产背后一些隐蔽的控制和监察,诸如现代性,国家神话,历史的理解与叙述,传统和民间的意义,如此等等。阐明这些文化观念形成的各种成规有助于解释文学史的各种特征。

如何描述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不太关注流行的编年史叙事。编年史式的叙事揭示了文学事实的历时秩序,但是这不是惟一的选择。能否考察文学史的共时结构?我曾经论证过这个问题。事实上,文学史从来不是单纯的编年史。收集和编撰众多文学事实的时候,某些关键词、某些关键的命题占据了人们的思想轴心,编织出文学史的撰写框架。《五种形象》涉及了“典型”、“现代主义”、“底层”、“小资产阶级”、“无厘头和后现代主义”这些问题。我想表明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如何受到这些关键词和关键命题的支配。我想,这种工作方式十分接近知识谱系的分析。

刘小新:这种研究方式显然与“文化研究”相当接近。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意味深长,也引起一系列论争。我以为文化研究是人文知识分子重新返回文化现场的一个重要入口。您的《双重视域》在传播学和文化研究领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被台湾地区一些大学列为文化研究专业研究生教学的必读书目。这本著作的写作初衷是否与文化研究的认识有关?


帆:《双重视域》的确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探索。这本著作的考察对象是现代社会的电子文化功能,从收音机、电话、电影、电视到互联网。如今,这些电子产品正在彻底地改造人类的生活,尤其是改造文化生态乃至政治生态。电子文化既带来了巨大的启蒙,也包含了隐蔽的操纵——我的研究即是在两种视域的交叉之下展开。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这也是我分析大众文化的两种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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