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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岩:“你托起了笔者”_学者笔谈

By admin in 现代文学 on 2020年4月4日

[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2013年4月12日下午,陈胜前老师接受了考古资讯小站的专访。
1、为什么选择考古学?
我是1989年吉大的本科,那时候对考古学并没什么了解。曾经对历史很感兴趣,一开始比较有学历史倾向,但当时填志愿的时候看到有考古学——当时对考古的了解就是文化之谜什么的,埃及金字塔啊,外星人啊,觉得非常有神秘感,就报了。后来开始学了才发现跟想象中非常不一样。
2、国内求学经历(包括方向选择的心路历程)
吉林大学本科四年,北京大学硕士三年。我觉得我上研究生时比较像上本科生,上本科生的时候反而像读研究生。这个要解释一下了。
本科课程太专业了,一开始就是旧石器考古,尖状器啊,刮削器……,难以理解。大学田野实习是在白音长汗——我觉得吉大学生田野好,不完全是学生勤奋,而是遗址特别好——在白音长汗发掘的时候,刮开表土就是遗迹,非常清晰。南方和北方不同,南方有时候遗迹学生是看不出来的,北方的土质土色区分非常明显,自然的就是黄土,经过人为扰动的就是灰褐色土,挖错可能就是智商有问题了。
当时我觉得发掘材料很好,于是学年论文就准备写这个。我去收集了很多民族学材料,可是搜集了以后发现与考古好像联系不大,对解读白音长汗人的实际生活——比如如何发展农业,每天干什么——好像没有太大帮助,不能对他们的社会有太多了解,感觉受到打击,很失望。不过这篇论文我现在还留着,你知道,你留下的总是自己下过功夫的东西。
本科学习专业性真的强,田野实习+古文献是吉大所侧重的,我们当时上古文献课的材料是《说文解字》。你看,我们用东汉的材料上课,那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其实我一开始想学商周考古,因为觉得那是绝学啊!青铜器什么的很神秘很厉害。后来滕铭予老师教战国秦汉考古,她讲得很好,我又想学战国秦汉了。当时看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还有关于长城、汉画像石研究的书籍,很感兴趣,于是就给俞伟超先生写信,问他还招不招学生,结果他说不招了,于是我的这条路又断掉了。
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要考研究生了,我需要决定方向。商周考古不能学,古文字太难了——前人的研究难以超越啊,而且学习成本也比较高。不过我还是要推荐一下李学勤先生的《古文字学初阶》,对有兴趣的人是很好的入门书。
新石器不能搞,为什么呢?因为本科学年论文的打击,觉得民族学可靠性太低了,不信任它。当时觉得旧石器比较科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也因为我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医生,觉得这个比较靠谱一点。不过呢,我一开始是喜欢古人类的,当时通过同学认识了吕遵谔先生,和他商量后他说,之前送过学生去学古人类,效果不好,感觉还是要有理科基础。这下学不了了,只能学旧石器。
后来做硕士论文的时候,自己想做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这是上严文明先生“新石器考古研究”课上受的启发),于是去了河北文研所收集资料,当时刚好有泥河湾的材料,于是我的论文主题就开始缩小,最后缩小到细石核、细石叶工艺。那时候硕士少,找材料比较方便。
3、关于留学
其是当时选择旧石器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出国比较容易,因为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嘛。当时恰好赶上比较好的时机——94年新东方建校,有了出国留学培训。之前的人考个托福就出去了,没考GRE就申请不到奖学金。我是研三考了GRE了,先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工作了2年才出去的。
问:听说你的第一导师是Wendorf,第二导师是Binford,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眼中的他们呢?
我一开始没想联系Binford,因为听说他很严,跟他怕不容易毕业。我联系的Fred
Wendorf,他其实比Binford资历更深,是51年哈佛的博士,是做北非考古的,像埃及旧石器考古、农业起源等等。
我先上了一年课,Wendorf去了北非发掘,按理来说我是应该和他去的,一开始论文也想做埃及,但是课程实在太多抽不开身,只能放弃了。
我第一年的导师是Wendorf,可是我这不是做不了北非旧石器了么,但是Binford是什么都能做的,于是他们商量了后,后5年就把我转到Binford
的研究室,不过还是挂在Wendorf名下。他们两人关系很好,对我的帮助也很大。Wendorf在生活上对我的帮助一直很大,尤其是经费上,当时我领得是助教的薪资,算是人类学助教,但是我的英文不行——虽然自己听说读写没问题,但是要给美国的本科生上课就很困难——然而不上课的话按理就不能拿这么多津贴了。那段时间特别紧张,压力很大,天天跟着本科生上课,时刻做好上课的准备。但是Binford力排众议,说:他是留学生,不用上课。Binford和Wendorf在系里都是非常出色的老师,于是在他们的保护下,系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我才得以安然完成学业,不用考虑资金问题。
Wendorf和Binford的两种风格的人。Wendorf给人的感觉既温和又严厉,虽然好像中国知名度不高——因为他不太搞和中国有关的东西,也不搞比较泛的理论,但是他在系里威望非常高,SMU的人类学系就是他创办的。他是那种比较会与人相处的人,人缘非常好,对学生也很considerate。我刚去的时候,他问我,会用PC吗?交作业是手写还是用电脑写呢?我说,用电脑吧。他点点头。我在心里想他是不是觉得来自第三世界的孩纸可能还不会用电脑,哈哈。
与他的性格不同,Binford就非常的棱角分明,他是哲学家式的人,和他的交流充满思辨——与他聊天是很累的!他说话什么的也比较直接。(问:你之前不是听说Binford很严么?结果怎么样呢?)相处以后才发现Binford的严其实不是对学生严,是对同行严。他其实对学生非常好,是个很称职的老师,曾经有人访问他,问他:你对自己的定义是什么?他说,I
am a
teacher。他常常跟我们说,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愚蠢的回答。你看一个老师做到这一步,真的很不错。
Binford是个做学问的人,你会发现做学问的人什么东西都和学问有关。你去他的办公室和家,会发现所有的设计都是有利于学问的。他的书房有两张桌子相对而放,一张上面有电脑另一张没有,他会在电脑上查东西,然后转身在另一张桌子上做事。这样比较心无旁骛,他很讲究效率。他在两张桌子两端搭了两块板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写字间一样的东西,两张桌子加起来有八个档案柜,他以前的论文都在里面,方便随时查阅。两边的板子上放着各种从世界各地带来的新奇玩意儿,比如布须曼人的弓箭什么的——他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以前做过建筑承包商,自己动手能力很强,爱做各种手工,比如门前森林里的木椅子什么的,房子也是自己设计的。
问:对于您的大学,可能大家了解不多,我们知道的都是常春藤什么的,能介绍一下么?
南方卫理公会大学以前有南方哈佛之称,它是所私立教会学校,所以资金上要好一点。SMU的史前考古势力非常雄厚,它是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到一点上,这方面有十多位教授。
当时Anthony
Marks搞近东旧石器考古,Meltzer讲美洲考古,他是美洲考古的三大权威之一,很注重多学科研究,现在是系主任。Friedel,哈佛的博士,讲中美洲考古与复杂社会考古,颇有名气,Gath
Sampson,60年代剑桥的博士,讲早期人类考古与科技考古,课讲得非常好,David
Wilson讲南美印第安人,Michael
Adler讲北美西南部考古,还有Wendforf和Binford……所以你看,SMU集中力量搞史前考古,研究能力是很强大的。
问:能聊聊您在国外的发掘经历么?
我的发掘经历其实没有很多。上完两年半的时候联系遗址,Binford很开心地跟我说:给你找了一个很深的遗址哦!结果:是很深,但是没啥东西。遗址是在蒙大拿州,附近可能有金矿,我们挖出的堆积物都要放水冲洗,最后水沟上面都浮着一层薄薄的金子。遗址是在落基山博物馆馆长家的农场里,是人家的自留地。我们去正好赶上蒙大拿州大火灾那一年,空气不太好,我们去的时候从飞机上都看到下面在冒烟,我们临走的时候好像火才扑灭。蒙大拿州纬度高,和东北差不多,晚上睡帐篷那叫一个冷!
问:那发掘的时候有没有组织群众参观呢?
当然有啊,我们在发掘的时候有一次是当地的商会来参观——在美国商会很重要,他们来参观基本相当于中国的领导干部过来参观,他们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资金。这里就有一个美国人式的幽默了:主持发掘的Ted在那天收工后跟我说,走,去旧货店买西装衬衫领带去,晚上有party。结果他都买很花哨的,然后带个安全帽,上面捆个手电筒。然后晚上商会过来看到一群发掘者都是花哨的西装衬衣领带,还带个矿工帽,在地里干活,就觉得很欢乐。
至于一般人民群众就更多了。我们发掘的都是用的volunteer,有家庭主妇,还有老太太神马的,当然主要还是学生。不过不像中国的民工,他们好像不太会挖,可能平常不做农活,
效率就比较低。(问:根据老师们之前的介绍好像都觉得美国发掘做得特别细致?)当然发掘方式也是针对遗址情况而定,遗迹遗物比较丰富的遗址就进行比较细致的发掘,相反遗迹遗物比较少的就发掘得更有效率些。
问:很多同学一开始阅读英文文献都比较困难,您有什么建议呢?
千万不能逐字逐句读英文文献,你要先读结构,读那些小标题、图表,然后遇到兴趣点就追着读,中间就跳着读。我一开始也是根本读不过来,每门课好多论文要读,有时候还需要读书,最怕的就是交作业。不过逼到那份上了,时间久了也就渐渐能跟上了。第一学期Binford讲“晚更新世后的适应变迁,好多术语,我一学期都是云里雾里,差点过不了。还是Binford放了我一马。他们上课主要是要有比较好的人类学和世界史前史的背景,人类学还好一些,而我们对世界史前史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出国之前我还是看了很多书,研究生时上课很多其他院系的课,但是后来发现留学准备还是不充分。当时觉得要是能休学一年让我回去补补课就好了。所以你们应该更加扩大自己的知识基础,我们的方法训练特别薄弱,比如统计啊,动手能力啊这些都不行。
4、请推荐一本外国考古学入门书籍?
我译的Renfrew与Bahn主编的《考古学:关键概念》就不错,写得简洁,可读性很好,适合做入门书籍。许多概念都是它的提出者写的,你能得到对这个概念比较权威的解释。另外,马修·约翰逊的《考古学理论导论》也很不错,它是教材式的著作。
5、对于将国外考古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的考古发掘的可行性
我觉得考古材料是一口砖,盖什么房子和你的想法有关系。没有理论就什么都说明不了。比如Binford的文章(“willow
smoke and dog’s tails”,注17),描述了两种狩猎采集的模式,流动或定居
,同样是理论,他就可以用来解读这个问题。还有,使用考古学理论时推理必须一步一步,不能大跃进,材料形成过程要弄清楚,再进行分析与对比,单纯的民族学材料的引用可信度不高,但是原理上、结构上的相同,是可以借鉴的,我们应该注意学习如何运用类比推理:生物学层面的可靠性比较高,行为和心理层面的就比较低了。
6、Public
Archaeology应该翻译成公众考古还是公共考古呢?是否应该建立学科?
公众考古比较好吧,感觉和人比较接近。我觉得公众考古还没到那个层次,但是特别需要考古人才来做这个事情。我有一本美国人写的《写给孩子们的考古学》,这就非常好,将考古学的基础概念介绍给孩子们。不要每个人都去写研究性论文,这样没意思,百花争艳才有春,大家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不同的方向。
7、您觉得以何种手段向公众宣传考古是最有效的?
目前做的比较好的是北欧地区,他们有大型的公众考古实验中心。公众可以和研究人员一起做实验,做陶器什么的。感觉中国的公众考古现在只有做考古的人在做,公众好像没在做,一个巴掌拍不响。北大那种就很好,组织高中生去夏令营什么的,但是太“豪华”了,难以普及。我觉得一个方法是,我们可以发掘的时候使用学生志愿者,像美国那样,他们比民工要好,不过需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学校承担不起学生外出的安全责任,可以由工地给学生买买保险什么的。公众考古确实意义重大,公众会带来一些基本问题,如果你回答不了你就要问自己:为什么你回答不了?你的学科方向是不是错了?还是过度学术化了?
8、中国考古学需要范式革命?什么样的范式革命?
中国考古学范式的革命呢,都没有范式,有什么革命?你们可以看看我发在文物报上《中国考古学的范式革命》(《中国文物报》2012年9月14日7版)那篇文章。我觉得不如说说范式的建立,这是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出路,往大了说,也是中国文化未来的出路。
9、请谈谈最近一段时间您最常思考的一个问题,说说为什么,以及您现阶段的一些想法
我最近在思考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来自哪里,到底应该如何透物见人?考古学何以可能(即它可能了解人类的过去吗)?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怎么可能了解人类过去?人类过去是什么?考古材料是什么?最应该关注的是考古材料的什么属性?人类过去多了,到底想了解什么捏?某一部分?为什么?你的利益诉求是什么?
考古学研究其实就是三部分,考古材料、人类过去和研究方法,其中考古材料是起点,人类过去是目的地,研究方法是媒介,是桥梁。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工作,只是太零碎了,缺乏系统性的“范式”。
我不认为我和传统考古学家不一样,也不认为我自己好像懂得东西比较新,其实是大家工作做的是不同步骤,就像是桥梁的不同部分。(问:很多人不停质疑所谓后过程主义理论的置信区间,您怎么看?或者说,您觉得怎么扩大它的置信区间呢?)使用民族学材料的人类学、考古学理论确实会出现置信区间这个问题,可是我是觉得,就算是60%的正确,至少我们还往前走了60%,总比原地不动的强。
10、您希望的学生是什么样的?
我希望的招收的学生首先是接着往下读博的。我认为好学是第一位的,好学的学生是最好的学生,基础并不是那么重要的。(问:读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啊,尤其是对女生)学术道路上,坚持的道路是最短的!女生一定要尽早下定决定,女生不像男生,他们要在外面转一圈,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了再做,男生做学术总是比较能折腾。
11、对我辈青年考古学生的希望和建议?
考古材料到人类过去最终的大进展还是在年青一代,学术规模越来越大,训练越来越好,国外信息越来越畅通。希望青年学生能拓展基础,发展理论方法的训练。做学术要有长期的准备,学问要猛火煮,慢火温,读完博士只是第一阶段,这是猛火煮,后面就是漫长的磨练,慢火熬煮了。学术是个长期过程,要想有大进步,就要经历这些过程,做出这些努力。知识的消化不是那么快的,首先基础要扎实,你学到之后,要经过多年的内化再造,还要经过实践检验,才会真正消化。一言以蔽之,学贵根底,道有贯通。
最后再次感谢陈胜前老师百忙之中接受小站的采访!注:
1、滕铭予: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战国秦汉考古、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著作有《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等。详见:

2、杨宽:中国历史学家,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等职。他师从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著作有《中国上古史导论》、《西周史》、《战国史》、《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等论著。详见:
3、俞伟超:曾任北大历史系教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他学术上涉猎颇广,在考古类型学、地层学、文化因素分析、周代用鼎制度、古代公社组织、楚文化、汉文化、羌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有独特见解。曾先后主持过湖北黄陂盘龙城、江陵纪南城、山西垣曲商城等重要遗址的发掘,著作有《西安白鹿原发掘报告》、《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等。详见:

4、李学勤: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教授等职。他师从金岳霖,长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在甲骨学、青铜器及其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以及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提出过“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著作有《古文字学初阶》、《走出疑古时代》、《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等。详见:
5、吕遵谔:曾任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副系主任等职。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古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在我国率先运用实验考古的方法进行石器打制技术和使用微痕研究。著作有《内蒙古赤峰红山后考古调查报告》、《鸽子洞的人类化石》、《南京人化石研究》等。详见:
6、泥河湾:河北阳原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位于桑干河上游的阳原盆地,1978年在其附近的小长梁东谷坨发现大量旧石器和古人类、动物化石,其中包括大量的石核、石片、石器以及制作石器时废弃的石块等。详见:
7、Anthony
Marks:曾任教于SMU人类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旧石器,现已退休。著作有《The
Paleolithic of Arabia in an Inter-regional Context》,《Into Arabia,
perhaps, but if so, from
where?》等。详见:
8、Lewis R
Binford:路易斯·R·宾佛德是著名的过程主义考古学家,也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考古学家之一。他的著作《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是新考古学的奠基之作,自此考古学跨入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的全新时代。详见:徐坚《宾佛德、过程主义和中国考古学》,《考古与文物》2011年03期
9、Fred
Wendorf:南方卫理公会大学亨德森·莫里森名誉教授(相当于中国的“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一类),也是该大学人类学系的创始人。1953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从事田野工作超过60年,1987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北非史前时期考古,著作有《Prehistory
of the Eastern Sahara》、《Desert Days:My Life as a Field
Archaeologist》等。详见:
10、David
Meltzer:SMU的亨德森-莫里森名誉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美洲考古学,在古代气候环境以及人地关系的研究上也颇有建树。详见:
11、David
Friedel:曾在SMU人类学系任教,现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任教。他是美国著名考古学家、玛雅学家以及作家,毕业于哈佛大学,最富盛名的著作是与Linda
Schele合著的《Maya Cosmos:Three Thousand Years on the Shaman’s
Path》和《A Forest of Kings: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ncient
Maya》。详见: 12、Gath
Sampson:曾任教于SMU,现任教于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人类学系。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前农业时代的人们共同体,虽然曾在多地参与发掘,但工作重心在南非,尤其是Seacow河谷。研究兴趣甚广,包括旧石器时代时代考古文化聚落考古,古人类学等等。详见:
13、David
Wilson:SMU人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南美印第安人,同时他涉猎颇广,对人类生态学、人类学理论等方面也十分关注。他的著作包括《美洲中部和南部的原住民(Native
Americans of Middle and South
Ameica)》、《南美本土文化中的致幻植物(Hallucinogenic Plants in
Indigenous South American
Culture)》等。详见:
14、Michael
Adler:现任教于SMU,他主要研究美国西南部的人们共同体、社会认同以及血缘,引入“文化联盟”的概念,以期进一步解读这几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详见:
15、Colin
Renfrew:科林·伦福儒是英国在全世界最有声望的考古学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是英国“新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首先提出“社会考古学”的概念,后又倡导建立“认知考古学”,强调社会与精神文化领域的研究。著作有《史前历史:人类思维的形成(Prehistory:
The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等。详见: 16、Paul
Bahn:保罗·巴恩是英国考古学家、翻译家和作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前艺术,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岩画,他也对人类学和复活节岛考古学感兴趣。他还积极参加各种考古学、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工作、通俗读物的写作以及翻译。著作有《考古学:理论·方法·实践》、《考古学入门》、《剑桥插图史前艺术》等。详见:
17、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英国达兰大学考古学教授。曾任教于谢菲尔德大学和圣戴维斯学院。代表作包括《居住文化:英国景观的传统建筑》和《资本主义考古学》。近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格兰的中世纪晚期城堡。
18、Binford:Willow Smoke and Dog’s Tails:Hunter-Gatherer Settlement
System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Formation,American
Antiquity,Vol.45,No.1,pp.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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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唐代文学课,印象最深的是老师把唐代诗文的变化概括为夜空中的礼花,初唐似礼花升腾,骨气端翔,以气势胜;盛唐如礼花绽放,群星耀眼,璀璨夺目;晚唐则如礼花飘然下坠,虽失了气势,但多了斑斓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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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理解到了一个观察人类的新角度,一种“清空”大脑后,以好奇的目光注视周围的态度,尽可能用“他者”的眼光去观察人、社会、文化。或许,这种视角能够发现那些我们司空见惯,不以为然,而又决定着我们思考、行为、制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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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Life有一首颇为流行的歌,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站在你的肩上,我才变得强壮;你成就了我,我才超越了自我”(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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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多年,我遇到过不少好老师,深刻影响了我了为人为业。以下所述是那些在心智上或情感上打动过我的老师,原文很长,这里仅是其中的一些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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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后第一届高考,我上了西北大学念中文系。那时招生少,上学难,加上年轻人都还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大家学习都很玩命。那时的老师一上课,捧着厚厚的教案,写着密密麻麻的板书,引经据典,议论风生,让我们佩服不已。孟昭燕老师教戏剧课。拿着已经泛黄了的备课卡片,她时而《雷雨》,时而《玩偶之家》,时而《茶馆》,如水泄地般地诵出大段的台词,加上她的好听北京腔,就让你像是身临剧场。上唐代文学课,印象最深的是老师把唐代诗文的变化概括为夜空中的礼花,初唐似礼花升腾,骨气端翔,以气势胜;盛唐如礼花绽放,群星耀眼,璀璨夺目;晚唐则如礼花飘然下坠,虽失了气势,但多了斑斓绚丽。惭愧的是,我已不记得这是哪位老师讲的,但如此生动华丽的概括让我始终不忘。古代思想史课的老师是张岂之。张老师斯文儒雅。他很少看教案,却也能把古人原话大段写下来,一写一黑板,意犹未尽,擦掉再写出一黑板。我一边忙不迭地记笔记,一边吃惊于老师超人的记忆力。两年前,张老师到我妻子工作的学校讲课。妻子提起我的名字,问他是否记得。已经八十多岁的张老师回答:“记得,他申请美国学校,我还给他写了推荐信。他还写诗吗?”推荐信是八七年写的,我从八零年后便不再写诗。张老师在八十年代已贵为大学校长,我只是个上过他课的本科生。

  改革初期,人多心存余悸。可贵的是,但老师们会尽力为学生营造出宽松的探索氛围。从教党史的郭扬威老师那里,我知道了“叛徒”瞿秋白“是个书生,也是纯净的理想主义者”。从教鲁迅研究的张华老师那里,我知道了“反革命集团首领”胡风,“其实是左派,相当的左”。同向荣老师讲马哲,从公孙龙到罗素,从大哲们的言论到市井新闻,他视野辽阔,畅言无碍。同老师的试题生动有趣。比如他引用禅事,“值印宗法师,讲《涅盘经》。因二僧论风幡义,一曰风动,一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遇到这样的文字,马哲老师多半是让学生照猫画虎地批判一通主观唯心主义,同老师却要求学生回答获得了什么样的启发,解释“风”,“幡”和“心”每一角度的合理性。每当有人问起上大学时印象最深的课程,我都会提到马哲。问者常大惑不解,质问我是不是“老左”。前几年,终于有了机会去南华寺,拜谒六祖真身。菩提树下,我禁不住想起三十年前,在课堂上挥斥方遒的同老师。

  老师们的开放和宽容,最强烈地体现校园刊物风波。七九年,我们自办文学刊物《希望》,校里校外,反响都不错。记得有一期,封面是木刻《播种者》,黑色背景中,粗粝的笔触刻画出一个壮硕的播种者,正把种子播向土地,表达出学生们单纯的理想,也透露出我们不谙世事的天真,自以为是的勇气。出版了没几期,有关单位就找到学校,要求刊物停刊,展开调查。一番纠缠后,刊物停止出版了,但学生们都安然无恙。事后我们才知道,从校长郭琦先生,到系里老师,无不极力保护学生,确保我们不被秋后算账。毕业时,郭校长还专门跑到我们这个给他惹了不少麻烦的班上来合影留念。在旁边合影的化学系请他,他竟推辞掉了。

  那时在在我们系读硕士研究生,后来研究现代文学成名的王富仁,在比较了许多学校之后说,当年的西大,好就好在自由。

  以好奇的目光注视周围

  我在王朝闻先生那里读完了美术理论硕士,八七年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转学考古。考古在美国是人类学的分支,我于是上了James
Watson文化人类学和Jeremy
Sabloff的考古人类学。让我难忘的是两位老师看待人类和社会的角度和框架。一次课后,我问Watson老师,为什么他会在七十年代,在中国贫困、落后、动荡的时候,跑去香港新界乡下,研究起中国文化。Watson问我:“想象你自己是个外星人,突然来到地球上,发现有人类存在。你应该会好奇:他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你又发现,在叫做东北亚的地方有一群人,各方面都很独特,历经了许多灾难,却也绵延不断。于是你会问,什么样的制度系统支持他们的生存?环境变化了,系统怎样变化又怎样变化?对于理解人类,这是不是很有意义?”事后,我常想到他的话,竟觉得自己理解到了一个观察人类的新角度,一种“清空”大脑后,以好奇的目光注视周围的态度,尽可能用“他者”的眼光去观察人、社会、文化。或许,这种视角能够发现那些我们司空见惯,不以为然,而又决定着我们思考、行为、制度的东西。

  Sabloff老师告诉学生,考古人类学者不该醉心于做“珍宝搜寻者”(treasure
hunter),也应该是“垃圾收藏家”(garbage
collector),因为“垃圾”中所包含的信息不会少于“珍宝”。出题考试,Sablof要学生想象,一场灾难摧毁了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奥克兰地区,千百年后,考古人类学家需要发现什么样的证据,才能重构奥克兰的社会生活?这需要对周围生活的细致观察,理解奥克兰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理解这些特征是由什么样的人群、物质材料、技术、制度,意识形态和风习所支持,理解支撑这个社会的种种东西会在地下留下什么痕迹,理解哪些痕迹是捕捉、重构和解释过程中最为基本和必要的证据。这样的问题透露出一个巨大但清晰的思考框架,引导你寻找那些解释人类生活的关键点。设立在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研究院(Santa
Fe
Institute),因研究复杂适应系统、生态变化、文明演进那样的“大问题”而名满天下,聚集了许多世界第一流的大脑。前两年Sabloff去那里做了院长,我没有觉得意外——圣塔菲需要既有宏大视野,又能抓住细节的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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