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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良:左翼文学的魅力_学者笔谈

By admin in 现代文学 on 2020年4月4日

  ■ 左翼文学的创作、出版与阅读,成为30年代的新时尚。

地域文化视野中的左翼话语论浙东左翼作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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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京派、海派乃至更大范畴的自由主义文学相比,左翼文学以表现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的政治色彩见长。血火交迸的红色的确是左翼文学的标志性色彩,但左翼文学对暴力并非一味地张扬,而是在充分肯定暴力反抗的历史必然性与正义性的同时,也有分析性的审视。

王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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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学不仅擅长于社会政治题材,而且在风土民情、文化氛围、心理世界等诸多方面也有广泛涉猎,展示出一个十分广阔的视野。

研究左翼文学会发现,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作家来源的地域分布,既呈全国铺展态势,又有相对集中的区域。据姚辛编著的《左联词典》左联盟员简介[1],在总数288位盟员中,按省籍统计,位居前五的是浙江、江苏、广东、湖南、四川五省,共145人,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反映了左翼文学风潮在特定地域内的强势显现,它势必给予整体的左翼文学以特殊的影响力。此种左翼作家来自相对集中的区域,从而形成左翼创作的独特地域风尚现象,也曾为研究者所注意。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论述左翼文学,就特别提到左翼文坛的乡野风,论述对象便是走出左翼作家甚众的浙江、湖南两省,并以浙东曹娥江的忧郁和湖南洞庭湖的悲愤为题,分别论述了这两地作家的不同创作风貌。[2]
可见从地域文化视角研究左翼作家群体,从中透视左翼文学的某些规律性特点,应该是饶有兴味的话题。本文论述的浙东左翼作家群,便是左翼文学队伍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群体,透过这个群体的构成及其创作文本的左翼话语呈示,当能窥见左翼文学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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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拓展题材的广度与深度的同时,左翼作家在语言的大众化、中国叙事传统的继承与更新等方面也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文体风格。

一 群体形成:地域背景与文化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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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左翼作家群在左翼文学队伍中的强势凸现,的确呈现一种夺目景观。这个从浙江走出的作家群体影响之大、地位之显要,不仅在于阵容壮观,更在于其引领左翼的地位:鲁迅、茅盾历来被视为左翼文坛的盟主,甚至连当时的国民党报刊都惊呼他们是左翼的两大台柱
[3];还有两位浙江作家冯雪峰、夏衍,既是左联的发起人,又长期担任左联的实际组织工作;类似的浙江左翼作家如朱镜我、楼适夷、王任叔、徐懋庸、艾青、沈西苓、陈企霞、魏金枝、何家槐、唐弢、黄源、林淡秋等,都是任何一部中国新文学史都不能不提及的左联作家名字;其中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也以浙江作家为多,较著者就有柔石、殷夫、潘漠华、应修人等著名左联烈士,他们彪炳于世的功绩更令后人敬仰。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汇聚一支如此壮观的左翼文艺队伍,足够令人惊叹,而透过其所由构成的诸种复杂因素,则可以在独特的文化聚合背后看出左翼文学的存在特点及其深在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颠簸与苏联的推动,左翼文学思潮成为世界文化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的萌生与发展深受外国文学影响,由于社会进程的需求,对于世界文坛的左翼思潮自然更乐于接受。20年代末,还只是创造社、太阳社等几个社团进行左翼文学的倡导与试验,等到1930年左联成立之后,左翼文学阵营逐渐壮大。左翼旗帜下,不仅有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洪深等弓马娴熟的文坛宿将,也有柔石、张天翼、丁玲、魏金枝、沙汀、艾芜、艾青、端木蕻良等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一些作家虽然没有加入左联,但其创作带有鲜明的左翼色彩,如萧军、萧红、吴组缃等;即使像徐志摩、巴金、老舍、施蛰存、穆时英等对左翼曾经不无批评的作家,在其创作中也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左翼的影响。左翼文学的创作、出版与阅读,成为30年代的新时尚。

从表层看,这个群体的形成同20年代后期新文学中心南移不无关联:浙江与左翼中心上海临近的地域亲缘关系,促成浙江作家由边缘向中心位移,为更多作家介入左翼提供了机遇。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中心在北京,浙江作家的介入,总有地理上的阻隔,不免有许多局限,如颇有声势的五四乡土文学创作,就难于改变如鲁迅所说的侨寓文学[4]
的性质;那么,到了这一时期,文学中心就在邻近,必然会带动一大批浙江作家走进上海的文学圈子,在创作上也会更有所作为。事实上,此种状况不独以浙江为然,江苏的左翼作家数量位居第二,乃至广东、湖南、四川各省也呈左翼甚炽之势,同样联系着地域因素,而且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反映了中国30年代因左翼文艺运动的展开作家队伍新格局的建构。

  早期左翼文学

中国的30年代文学,是因以上海为中心蓬勃展开的左翼文艺运动而日渐壮大其声势的。由此,中国新文学发生又一次历史性变革: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到30年代的革命文学的转化。此种转化,造成中国新文学的一次大规模的空间传动,即新文学中心南移和南方地区作家队伍的拓展。五四落潮以后,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
[5],而以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方为尤甚。曾是五四新文学策源地的北京,此时也显得死气沉沉。鲁迅描述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6],是对此的生动写照。富有变革精神的新文学作家,当然难耐此种寂寞的气氛,便纷纷南下当时革命空气高涨的广州、上海。而当大革命失败,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时机成熟,遂有一大批作家汇聚上海,成立左联,掀起声势浩大的左翼文艺运动。如此态势,对于促成新文学作家队伍结构的调整与外延的拓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以鲁迅领衔的浙江左翼作家群的形成,当是典型例证。地域亲缘关系容易使鲁迅同前进的浙江文学青年心灵沟通,而鲁迅的召唤也的确给浙江新文学作家队伍的重新组建和进一步充实产生重要影响。鲁迅到上海不久,即与郁达夫联手创办《奔流》杂志,介绍革命文艺理论和作品,这对郁达夫最初一度加入左联,无疑有显著影响。鲁迅对来自宁海的青年作家柔石,立即给予了信任,与之合办朝花社,编辑《语丝》,使其得到锻炼,后来又一起发起成立左联。他同冯雪峰保持着长期的友谊与联系,这位来自浙东的质朴而耿直的青年显然与他灵犀相通,在彼此的亲密合作中推进了左翼事业,冯雪峰就成了他与共产党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此外,夏衍、殷夫、楼适夷、徐懋庸、唐弢等等,一个个都是在他的扶掖、指导下成长为坚强的左翼文艺战士,且在后来的文学活动中有更长足进展。从这一点看,左翼文艺运动作为30年代唯一的文艺运动[7],它对于中国新文学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展开的确有着无可漠视的意义,单就新文学队伍建设而言,其意义就是远远超越于文学自身的。

  早期左翼文学确曾有过革命加恋爱的幼稚肤浅与传声筒式的直露硬涩,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与积淀,渐渐走向成熟。总的看来,左翼文学以充沛的激情、敏锐的感悟、深刻的洞察与多彩的笔触,创造了一个广袤深邃、千姿百态的文学世界。

考察浙江左翼作家群所出自的地域,除一两个作家是从浙西走出的外,绝大多数来自大革命时期革命气氛高涨的浙东,尤以浙东的宁波、台州两地为甚。这里显示的是群体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即与浓厚革命情势的遇合是作家走向左翼的重要驱动力,从中反映出左翼文学作为政治文化形态显现的存在意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念和感情。[8]
左翼文学所由产生,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心态密切相关。30年代的时代语境是民众的政治热情普遍高扬,人们对专制制度的失望一变而为改革旧制度的共同心理期待,因而关注社会变革的风气特别浓厚,而左翼作家是用被压迫者的语言来抗议和拒绝社会[9],他们以被压迫者的姿态反映强烈的政治制度变革要求,实际上是以民众参与意识显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就必然会引起社会的普遍心理共鸣。文学与一个时期流行的政治态度、信念和感情紧密一致,以切合民众心理、民族需求为前提,才能使其获得最大的接受可能和最广泛的文学创作趋求,从而使一个地区的作家集结于同一文学领域成为可能,也会召唤更多的作家加入左翼文艺队伍。中国左翼作家走出特多的区域,往往联系着该地蓬勃高涨的革命情势和民众的普遍热情,如农民运动开展得最为热烈的湖南和曾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这既是革命的情势使然,也由此内化为作家的一种自觉心理诉求。浙江的情况也大体类似。虽说其时浙江全境的革命运动不及两湖、广东等地高涨,但正如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所分析的:浙江农民并不因浙江的富庶而革命性弱,反因富庶而被剥削更苦,因而,农民推翻封建势力亦愈迫切,土地革命适为浙江农民目前斗争之中心问题,特别以浙东地区为甚[10]。大革命失败后浙东相继爆发的奉化暴动、三北暴动、宁海亭旁暴动等,曾在浙江大地上掀起波澜,这是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走向左翼的一个重要背景。后来走向左翼的浙东作家巴人、朱镜我、楼适夷、柔石、许杰等,正是在亲历或感受了这里的革命声浪以后才确立新的文学意向,立志要用更切近时代心理的文学来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这当中,柔石走向左翼最具典型性。他原在故乡宁海中学任教,一度担任县教育局长,立志开展宁地之文化,政治态度属中间偏左,同情共产党[11];宁海亭旁暴动失败后,曾为暴动指挥中心的宁海中学被蹂躏,他深感教育无望、理想毁灭,更痛恨反动当局镇压革命之凶残,才愤然离乡去沪,投身左翼文艺运动[12]。时代的呼唤成为作家转型的无形感召力,顺应文学发展潮流促成许多作家加盟左翼,甚至不惜以身相殉,即此而言,左翼作家及其创造的左翼文学自有其独特价值,实在不可以等闲视之。

  与京派、海派乃至更大范畴的自由主义文学相比,左翼文学以表现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的政治色彩见长。譬如茅盾的长篇《子夜》、中篇《多角关系》与短篇《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小说,就以磅礴的气势与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上海的种种骚动,尤其是证券市场的震荡,以及小市镇的惶恐不安与农村的破产凋敝,揭示出民族危机逼促下错综交织的阶级关系与经济网络,呈示出一幅30年代前期中国南方社会大动荡的全景图。蒋光慈的《咆哮的土地》与叶紫的《丰收》等,更是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农民的武装反抗。

从地域文化考量,浙东左翼作家群的形成,还有更深层动因:应该同此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不无关联。一个饶有兴味的事实是,鲁迅引领的五四浙东乡土作家群同仍由其领衔的浙东左翼作家群,不独有着地缘上的关联,同时也有群体组成上的叠合:上一期的乡土作家如许杰、巴人、潘训、魏金枝等,此时大都成为左翼作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正同乡土作家群只会产生在浙东,不可能出现在浙西,左翼作家大多集结于浙东,不大可能出现在浙西,这除了革命情势的条件外,地域文化精神的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地域文化积淀联系着一个地区的民情、民风,也同作家的精神品格、个性气质的养成产生潜在影响。浙东越文化刚性精神的传承,与浙西吴文化柔美品格的延续,导致两地截然不同的文风,这在新文学中也有例可证。吴文化是产生柔美文学的土壤,多情浪漫的作家如徐志摹、郁达夫、戴望舒等也大多出于此。而越文化的刚性质素则造就作家的坚硬品性,走出诸如颇具浙东台州人硬气的柔石、许杰这样的作家,是故就有坚硬劲直的乡土文学和左翼文学。即便就左翼文学产生的显在因素革命性而言,也联系着一个地域的民性、民气。鲁迅指出过的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13],恰恰暗合了大革命时期类似于湖南地域的浙东民气高扬的特点。在这样的地域文化环境中,孕育出具有现代特质的刚性素质作家,恐怕也是一种必然性现象。当然,关键在于时代条件的成熟,一旦置身在革命声浪高涨的时代环境中,作家的刚性素质就有可能向着革命方向转化。浙东作家中有一部分是在五四落潮以后的感伤时代里开始文学创作摸索的,其时他们既有积闷要吐露,但同时又感觉着前路茫茫,创作难免呈现出一种低色调。当新的时代思潮来临,意识到个人解放要求必须同社会解放融合在一起时,他们必会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迅速完成创作倾向的转变。殷夫从早期《孩儿塔》里唱出无爱的忧伤到投身大众唱出无产阶级的战歌的转向,柔石从哀叹旧时代之死到注目劳苦大众的转换,都没有经历太久的时间,由此昭示着:地域文化精神所产生的潜在力量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作家创作精神、风格的形成与转化。

太阳集团娱乐,  血火交迸的红色的确是左翼文学的标志性色彩,但左翼文学对暴力并非一味地张扬,而是在充分肯定暴力反抗的历史必然性与正义性的同时,也有分析性的审视。譬如茅盾的《动摇》,描写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某县的大动荡。过去在解读中,往往把局势的混乱只是归罪于投机派胡国光的蓄意破坏和土豪劣绅的疯狂反扑。实际上,无论是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来说,还是从文本的实际表现来看,至少还有两个原因:其一,当时,革命党人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激进盲动情绪,恨不能早晨一觉醒来就能看见人类大同,因而有人主张无条件支持群众的所有要求与行动,这样一来,赞成“解放”婢妾尼姑孀妇、并为之设立“解放妇女保管所”的决议,终于在县党部会议上通过,结果为后来胡国光等人将“保管所”变成“淫乱所”留下了隐患,使“共产共妻”的谣言有所坐实,败坏了革命的声誉。其二,群众盲目的复仇情绪和无限的欲望像一座一触即发的活火山,因而,胡国光的偏激主张每每能够得到多数的赞同,导致了抢夺并分配婢妾尼姑寡妇等闹剧的发生。这两重原因的揭示,表现出茅盾作为一个早期共产党人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独到而深刻的思考,也看得出国民性批判主题在政治题材中的展开,从而表明左翼文学是五四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不是像有些论者说的那样是所谓中断乃至背离。对于群众性暴力行动的分析性描写,不仅出自于茅盾这样的资深作家,而且在端木蕻良21岁时创作的《科尔沁旗草原》里,也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同《水浒传》那种对暴力无保留地欣赏并张扬的叙事态度相比,左翼文学的分析眼光显示出深刻的历史理性与可喜的现代色彩。这一点不仅让人由衷地钦佩,而且在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今天足以引起深深的回味。

二 浙东风尚:左翼文学乡野风

  左翼文学的广泛内涵

左翼文学就其发展大势看,它反映了整个30年代社会的历史变动,在文学表现现实革命斗争重大题材、反映人们变革旧社会、旧制度的普遍渴望方面显示出整体一致性。然而,由于不同地域革命斗争的形势并不完全相同,作家看取左翼文学的视角也有差异,这就有可能形成各地左翼文学不同的创作风貌、创作个性,遂有显示地方色彩的左翼文学乡野风的涌现。而此种乡野风的形成与汇聚,在一定意义上是克服左翼文学初期创作弊端使之渐趋成熟的一个标志。如果说,初期左翼创作之病是在于凌空御虚,作家毫无生活实感,又急忙制作大而无当的革命三部曲,仅以浪漫蒂克幻想布置一个又一个革命方程式,描写一个又一个脸谱主义人物[14],势必受到人们诟病;那么,乡野风的形成无疑为左翼文坛吹来一股新风,它以质朴、清新的生活描写使左翼创作真正落到了实处,同时也因各地乡野风的共生竞存,有可能使左翼文学作品在审视社会、表现革命、传达左翼话语方面显露出斑斓色彩,从而使左翼创作开出一种新生面。

  左翼文学不仅擅长于社会政治题材,而且在风土民情、文化氛围、心理世界等诸多方面也有广泛涉猎,展示出一个十分广阔的视野。譬如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就以科尔沁旗草原为背景,展开了东北黑土地的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的巨幅画卷。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步入20世纪以来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的肆意蹂躏与疯狂掠夺,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与压迫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剧烈冲击,“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以及由此激发起来的抗日怒潮。也能够看到充满了毒辣阴谋、血腥罪恶与丑恶闹剧的大户发家史,以及自然经济走向瓦解时大户子弟的分化──有的投身于波诡云谲的证券投机事业,有的夤缘攀附身居高官,有的则走上了文化启蒙之路。还能够看到不甘于被压榨的农民,急欲抗争,但因奴隶根性作祟,半途而废。作品不仅烛照出社会底层的人们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而且发掘出各色人物的心理隐微:强抢农家女作妻、后在外放浪形骸的没落者,内心深处竟也隐藏着一段不无暖意的幽情;立志走一条新生之路的觉醒者,在自家利益与佃户利益发生冲突时,却站到了佃户的对立面,并且禁不住堂婶的诱惑,于半醉半醒、半推半就中犯下了乱伦的罪愆。在这部作品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带有原始萨满教巫风的跳大神仪式,以及民众在其神秘和恐怖的氛围中敬畏有加而又如醉如痴的奇特效应,听到悲凉中不无幽默的民间小调,感受到粗犷、神秘而别有韵味的东北民间文化氛围。几百年前的山东大水灾,虽然没有展开直接描写,但是为灾民的千里大逃荒提供了一个背景,也与后来的社会灾难以及民众反应构成一种对应与象征的结构。这种结构事实上已经触及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比《科尔沁旗草原》还要早写两年的丁玲的中篇小说《水》,其后半部分把笔锋从自然灾害转向人为灾害,从抗击天灾转向阶级斗争,因而曾被评论家予以高度评价,但往往不受重视的前半部分,其实也有着值得注意的艺术新质,作者生动地描写了洪水滔天的可怕势头、人与动物的惊恐反应、农民的殊死搏斗、回天无力的可怜无奈等,在表现人们向自然灾害顽强抗争的同时,也如实地展示出自然的力量。这些可以看作半个世纪后正式崛起的绿色文学的先声。丁玲加入左翼阵营之后,写过时髦的表现革命与恋爱冲突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也写过《水》这样的天人冲突与阶级斗争兼而有之的复调性作品,还写过直接刻画革命者的《某夜》等,但作为一名从女性视点切入文学的女性作家,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性别立场和女性体验,她的长篇小说《母亲》,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带有较强的传记色彩,着意描写辛亥革命前后一位遭遇丧夫之痛的少妇在女性解放道路上的艰难跋涉,与此同时,也细致生动地表现了湘地的人情世故,再现出女学初兴时的新奇景象,还渲染了辛亥革命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这部原拟写作30万字的作品因作者被捕而搁浅,但从留下的十几万字中足可见出左翼作家的开阔视野。

浙东左翼作家群作为左翼的一个最重要创作群体,其创作上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基于这个群体生成的地域背景及作家观照生活的独特视角,其创作价值突出地反映在左翼话语的地域文化个性呈示,即在着力表现体现浙东风尚的地域乡野风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这一视角的选择,既有作家创作上的心理习惯因素,但首先取决于作家在特定地域背景中的感受与体验。例如,左翼文学曾一度流行写尖端题材,要求表现两大阶级的生死对抗与激烈冲突。由于经历所限,这就非浙江作家所长。在浙江地域上曾发生过自发的或有组织的小规模革命暴动,但没有产生类似于江西、湖南那样牵动全国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和暴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因此,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描写,如叶紫的《丰收》、《火》等作品那样直写声势壮阔的湖南农民运动,乃至号召人们上金钢山,就不可能出现在浙江作家笔下。虽然为突进时代的核心,浙东左翼作家也为此作过努力,一些作家着眼于沿海地域的革命斗争描写,如楼适夷的《盐场》写浙东余姚一带的盐民暴动,巴人的《六横岛》写舟山群岛中一个小岛的渔民暴动,提供了一般左翼创作很少见到的斗争画面,不妨说也是丰富了左翼文学在这一题材领域里的表现。但终究由于表现视角太小,对革命刻划不深,这类作品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对浙江作家来说,扬长避短,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的表现视角,以期对促进左翼创作的深化有所贡献,应该是明智的选择。这样,奋力于向乡野掘进,便成为他们最为可取的视角,由此也显示其创作的一种特色、一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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