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

By admin in 现代文学 on 2020年4月14日

陈平原

打开陈孝全先生的《朱自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七幅插页是1948年朱自清先生与清华大学中文系师生合影。照片中央与朱先生并肩而立的那位瘦削的中年教授,正是与朱先生在清华同事20余年的浦江清先生。朱先生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生于江苏东海。浦先生祖籍浙江嘉善,1904年生于江苏松江(今上海)。浦先生小朱先生6岁,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辅修中国文学),经吴宓先生推荐,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研究院国学门,做导师陈寅恪先生的助教。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撤销,浦先生随陈寅恪先生等一起转入中文系。而当时,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朱先生在清华中文系任教已经4年了。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著名小说家杨振声先生(兼),1930年他就任青岛大学校长,中文系主任一职,校方请朱先生代理。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朱先生一直担任了近20年的中文系主任。虽然屡屡请辞,但大多不获批准,只在生病或休假时才得暂时卸任。西南联大期间,罗常培、闻一多二先生曾代替朱先生先后当过;但在闻先生遇刺身亡后,朱先生又接过了这副担子。清华返京后,1947年朱先生休假,他委托代理自己系主任职务的,正是浦江清先生。让人无比震悼的是,朱先生休假不到一月,1948年8月12日,他便因胃穿孔不治而与世长辞了,仅享年51岁。在巨大的悲痛中,浦先生主持了朱先生的追悼会和殡葬仪式,并赶写了《朱自清先生传略》一文在《国论》发表。这篇《传略》,精当概括了先生平凡而又光辉的一生,深切表达了浦先生对老友的敬重哀悼之情。他肩负着朱先生生前交给他的系主任的担子,迎来了北京城的解放,迎来了清华园的新生,也迎来了1952年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调整后的清华变成了工科大学,文理科与北大合并,浦先生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冯锺芸等先生一起,成了北大中文系的一支骨干力量。同样让人无比震悼的是,正当浦先生兢兢业业为北大学子呕心沥血之际,1957年8月31日,浦先生也像朱先生一样,因胃穿孔不治而英年早逝了!浦先生也仅享年52岁!古人云:昊天不吊,哲人其萎!用在朱先生和浦先生身上,真是再恰当也不过了。

  炮火连天中,傲然屹立于西南的联大,无疑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七十周年之际,很多人自然“有话要说”,与诸多宏大论述不同,陈平原先生通过他的老师王瑶、季镇淮、吴宏聪以及他们各自的老师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将个人情怀与历史考辨结合在一起,触摸那日渐变得遥远而神奇的大学。希望在三代师生的视野交汇处,凸显一所大学所曾经拥有的英姿。

回顾浦先生与朱先生二十年如一日的深厚情谊,让人感动与敬佩之处甚多。首先,是他们抱病工作的忘我精神。在病逝前两个月,朱先生大量呕吐,饮食不进,体重已降至不到40公斤。然而,瘦弱不堪的他仍坚持上课,以致在课堂上大吐不止,被同学扶回家中。同样,浦先生逝世前体重也不过45公斤,期末口试,只能躺在病榻上进行。而后又抱病参加了中国剧协召开的《琵琶记》研讨会并做了长、短6次发言。他们的忘我精神,不啻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辉楷模。

  当初的漂泊西南,日后的四海为家,老学生们在“追忆逝水年华”时,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想象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来者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

其次,是他们的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法西斯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清华、北大离京南迁,先至长沙与南开一起建湖南临时大学,后至昆明建西南联合大学。朱、浦二先生皆与同学一起,长途跋涉,历尽艰辛,成为流徙中学校的中流砥柱。其间,浦先生曾因送妻女返乡和探亲两度陷身敌占上海,两度皆克服种种困难,应朱先生函请而辗转到达长沙和昆明。朱先生作为著名的诗人、作家、教授、学者,他完全可以留在北京不走(像周作人那样),然而,他义无返顾地带领中文系师生走了。浦先生也完全可以在上海找到教职,但在接到朱先生的信后,他也是义无返顾地抛妻别女,抱病行程数千里回到了学校。这种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同样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生活上的艰难”压不住“精神上的愉悦”。当时也许多有抱怨,今日看来,却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再次,是他们勇于接受新事物,不断前进的革命精神。朱先生青年时代曾激昂慷慨,但中年之后潜身书斋,不太过问世事。日寇侵华的战火烧毁了他的安静书斋;国民党委员孔祥熙等辈的贪污腐败激起了他的革命义愤;而好友闻一多先生的惨遭杀害更使他怒不可遏,大踏步走进了反内战、争民主的进步教授行列。在胃病日渐严重、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叮嘱妻儿坚决拒领美国侵略者的“救济面粉”,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毛主席呼吁应该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这应该就是朱先生的盖棺论定之词。

  九年联大,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工作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

浦先生也同样。抗战末期,物价飞涨,联大教授们穷困得连一日三餐亦不能保,闻一多先生不得不刻卖图章,以补家用。为了让闻先生的刻章多赚几文钱,浦先生撰写了《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沈从文等教授、学者一同签名,张挂于闻先生的刻字摊旁。这份《润例》,颇昭示了联大教授们的共同命运;从其皮里阳秋之笔,也不难发现浦先生忧国忧民的情怀。闻一多先生被刺时,浦先生已飞返上海家中。看到噩耗后,悲愤不已。接到朱先生信后,迅即携家眷返回清华,并接替了闻先生的《楚辞概论》课。1947年底,浦先生、朱先生一起参加了钱端升等发起组织的《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签名运动。朱先生病逝后,他更带领中文系全体师生,迎来了北京的和平解放,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革命运动。他撰写的《屈原》一文,收入清华师生集体编写的《祖国十二诗人》,稿费所得全部捐献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他还创作了《朝鲜历史弹词》(载《光明日报》),用通俗的曲艺形式宣讲了中朝自古以来的密切关系。为了纪念朱先生,浦先生在悲痛中承担了《朱自清全集》、《朱自清文集》等的主编工作,并为朱先生的《文集》、《宋五家诗钞》、《中国歌谣》等书撰写了《前言》、《后记》。

  1.从“宏大叙事”到“私人记忆”

如果天假以年,朱先生、浦先生都会有更大的进步,都会为中国的教育、文学及学术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他们的英年早逝,实在是中国文化事业的莫大损失。

  十年前,借重刊《中古文学史论》之机,我谈论“南渡意识”之于这部名著产生的意义:“四十年代漂泊西南的学者们,普遍对六朝史事、思想、文章感兴趣,恐怕主要不是因书籍流散或史料缺乏,而是别有幽怀。”七年前,我专门撰文,推介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重提陈岱孙对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的总结,以及冯友兰关于西南联大如何“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表彰。五年前,我从吴宏聪先生赠我西南联大照片说起,提及我先后问学的几位导师均出身西南联大,这一点对我的学术经历影响极深。两年前,我以钱锺书刻画“三闾大学”的《围城》和鹿桥描写西南联大的《未央歌》为例,讨论抗战中不同类型的大学想像——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今年四月,春暖花开时节,我在云南大学做《此情可待成追忆——关于大学生活的追怀与叙述》的专题演说,涉及西南联大处,我引证了冯友兰的自述、吴宓的日记、汪曾祺的散文、冯宗璞的小说,还有四位老学生的回忆录——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以及何兆武的《上学记》等。

  十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那早已隐入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到底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总感觉魂牵梦萦、意犹未尽,有些珍贵的东西藏在那里,等待你去开掘。近日读吴宏聪先生《学术自传·八十自述》(《吴宏聪自选集》),其中有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我认为西南联大最令人难忘的是学风,最值得珍惜的是师缘。”从1946年7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学生们自发刊行《联大八年》,到四十年后的《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和《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始终以“师生情谊”为主轴。的确,大学校园里,师生永远是主体;可炮火纷飞中的“传道授业解惑”,还是另有一番滋味。当初的漂泊西南,日后的四海为家,老学生们在“追忆逝水年华”时,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想象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来者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

  西南联大七十周年,很多人“有话要说”,与诸多高屋建瓴的论述不同,我选择了“限制叙事”策略——从我先后追随过的三位“联大校友”的眼光中,以及他们对各自师长的追忆里,触摸那日渐变得遥远而神奇的大学。之所以如此抛开大路,另辟蹊径,最大的理由是,我最初对这所大学感兴趣,本就不是缘于专业考量,而是导师们“世说新语”般的闲话。

  作为我在中大念硕士和在北大读博士期间的导师,吴宏聪先生和王瑶先生对我的治学乃至人生道路有很深的影响,这点几乎不必论证;季镇淮先生则不一样,我并没有真正跟随他读过书,可他是我妻子夏晓虹的导师,故也常有拜谒请教的机会。吴先生1938年考进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2年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是杨振声和沈从文。王先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七七事变”后辗转各地,1942年9月在西南大学正式复学;第二年考入研究院,师从朱自清先生专攻中古文学,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前夕完成毕业论文《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季先生1937年就读于长沙临时大学,后转入西南联大中文系,1941年考入研究院,师从闻一多先生,1944年修业期满,考试及格。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情况有点特殊,我将另外撰文论述;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季镇淮(1913-1997)、王瑶(1914-1989)、吴宏聪(1918-)三位导师是如何饱含深情地谈论他们各自的导师闻一多(1899-1946)、朱自清(1898-1948)、杨振声(1891-1966),并借此呈现他们对西南联大的想象的。

  我当然明白,这样来谈西南联大,只能是“冰山一角”,可对我以及像我这样喜欢玩味细节的读者来说,这显得更亲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2.师生之间与同窗之谊

  作为及门弟子,闻、朱去世后,季镇淮和王瑶分别撰文,追忆、缅怀、表彰先师的功业,可谓不遗余力。除编著《闻朱年谱》,在《来之文录》和《来之文录续编》中,季镇淮还有6篇谈论闻一多、6篇谈论朱自清的文章。《闻朱年谱》乃合并为编全集而作的《闻一多先生年谱》和《朱自清先生年谱》而成,曾得到了朱自清、浦江清、吴晗、陈梦家等联大教授的指点,虽因当初资料所限,不免略显疏阔,但面目清晰,是很好的入门书。王瑶在闻、朱两位先生去世后,曾多次撰文,后集合而成《念朱自清先生》、《念闻一多先生》这两篇既包含珍贵史料,又神定气闲的好文章。

  吴宏聪先生1942年在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毕业后,未读研究生,而是留在系里当了一名助教。吴念书时以及工作中,虽也与闻、朱有接触,但交往毕竟不是很深,故日后谈论闻、朱,多采用“论述”而非“追忆”的姿态。在《闻一多的文化观及其他》的《后记》中,吴先生谈及此书为何如此命名,理由很简单:“本书收入有关闻一多先生的文章较多。”但此说其实不成立,全书收文十八则,六篇谈鲁迅,四篇谈闻一多,为何不是“鲁迅的文化观及其他”?可见,隐约之中,还是显示了某种“师承”。吴先生谈闻一多、朱自清的文章,确实不如王、季二位精彩;但其表彰杨振声之文,若《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杨振声先生在联大二三事》、《忆恩师杨振声先生》等,值得充分重视。因为杨不像闻、朱,一直笼罩在圣洁的光环中,而是多少已被世人遗忘。正是由于萧乾、孙昌熙、吴宏聪等老学生的再三追忆,杨振声先生才重新得到学界的关注。

  王瑶先生去世,季镇淮先生撰文《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王瑶和他的世界》);王先生、季先先后去世,吴宏聪先生撰文《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王瑶和他的世界》)、《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季镇淮先生纪念集》)。所有这些文章,毫无例外,都从当年西南联大的生活说起,尤其是如何同堂听闻、朱等教授讲课,那是他们永远的“共同记忆”。记得王先生去世,季先生曾写挽诗,前四句是:“烽火遍华夏,滇南始识荆。感时崇大德,积学绘群英。”

  不管是追忆师长,还是悼念同窗,谈得最多,谈得最好的,都是关于西南联大的记忆。在这一意义上,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可谓密不可分。在我看来,这里有私交,但更多的是公谊。无论为人还是为学,师长们均“和而不同”。虽说闻、朱从来相提并论,但两位先生的性格和才情大有差异,这点学生们看得很清楚。

  晚年的朱先生,尽心竭力地搜罗亡友遗文,去世后,王先生曾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一张纸条,是入医院前写的,告诉大家他又发现了四则闻先生的遗文,希望将来能编进全集里。在《念朱自清先生》中,王先生称:“在生前,闻先生和朱先生的私交并不如一般所想像的那么深,他对于闻先生《全集》的编纂,照着闻先生的遗志来计划清华中文系的系务,都并不只是为了私谊。”(《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

  课余时间,私下里“品鉴”自己的老师,那是当学生的特权。季先生在《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中,描述当年清华文科研究所的情况:“所有三间正楼房,为大家读书研究之用,各有一张长方形书桌。我注意闻先生每日伏在桌子上用功时间最长,朱先生生活最有规律,每日早起要用鸡毛帚打扫几处,书桌最干净,不堆书。闻、朱两位先生隔一张书桌对面坐,他们看书或写作之间,亦偶然休息谈话。”(《来之文录》)作为研究生,王、季二位与闻、朱多有接触,对他们的性情及交谊的了解,当比我们这些只靠书面材料写文章的来得贴切。在他们看来,一个是“任何小事都不随便,每样用具都有一定安排”,另一个则主张“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各有各的风雅。

  作为导师,闻、朱又是如何在生活以及学术上关怀学生的呢?不妨先从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闻一多全集》第12卷里的四封书札说起。1941年10月24日,闻一多致信校长梅贻琦,推荐季镇淮当研究所助教:“季君本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国文系,成绩卓异,近复投考本校研究院,并以最优成绩录取本所。研究所半时助教一职,以君当之必胜为荷。”(373页)1944年7月18日,闻一多再次致信梅贻琦,称季镇淮研究院毕业初试及格,目前只用助教名义,“一俟正式毕业,则宜升为教员”(389页)。另外两封给梅贻琦的信,则是推荐王瑶接替季镇淮,作为研究所的半时助教(390页、396页)。这四封信,似乎只是事务性的公文,没什么了不起。可季先生晚年多次谈及,他在联大念书时,生活十分窘迫,如果不是闻先生再三给他争取经费,根本无法念下去。这才让我们意识到,那位如火如风的大诗人,也有“心细如发”的时候。

  至于师生之间学问上的交流,更是让今人感慨不已。1948年6月,王先生在清华园寓所为《中古文学史论》撰写《自序》,提及:“在属稿期间,每一篇写成后,作者都先请朱佩弦师过目,得到的启示和指正非常多。已故的闻一多师,也曾给过作者不少的教正。”(《中古文学史论》)将近四十年后,清华大学出版社决定将季镇淮所撰闻、朱二位先生的“年谱”合刊,季先生当即称:《闻一多先生年谱》经朱先生“提供资料,并审阅二次,有所指正”,为保存先生“指教手泽和历史面貌”,重印本不做增删修改(《〈闻朱年谱〉后记》)。

  闻一多先生与弟子间的教学相长,或曰“良性互动”,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七十二”》一文前面,闻先生写了“识语”,称“这可算作一次‘集体考据’的实例罢”——先是季镇淮提交读书报告,导师肯定选题有意思,让“对汉代思想极感兴趣的”何善周参与讨论;接下来,三人分头搜寻资料;最后,由闻一多将文章写成,“一方面容纳了新得的材料,一方面在几点上作了些进一步的分析”。即便如此,闻先生还是强调,此文“主要的材料和主要的意见,还是镇淮的”。(三联版《闻一多全集》1卷207页)虽有如此“肇始之功”,季先生从不将此文入集,对此,弟子夏晓虹有过很好的阐释:“这段文章因缘感动我的,既有导师对学生的尊重,也有学生对导师的爱戴。今日学界所向往的‘前辈风范’,我想也应该包括这种师生间投缘的默契吧。”(《几代人的事业——季镇淮教授谈文学史》,《季镇淮先生纪念集》249页)

  3.“新文学”教学之披荆斩棘

  谈联大教授,闻、朱二位声名显赫,可谓“无人不知”,为何我还要添上一个杨振声呢?大约十年前,我偶然撰文,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杨振声,没想到吴宏聪先生读了很激动,再三跟我提及此事,说是公众以及学界漠视杨振声先生的贡献,实在太不应该。这才引起我对这位“五四青年”的真正关注。

  作为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的学生之一,杨振声日后写了好几篇谈论五四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是刊于1954年5月《人民文学》上的《回忆五四》),再加上1925年出版小说《玉君》,当时颇受欢迎,学界一般将其作为作家来看待。其实,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的杨振声,1924年归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其在现代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大学教育——尤其是在清华以及西南联大时期推动新文学的教学。

  当过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校长,抗战时曾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抗战胜利后飞北平接管北京大学,很明显,杨先生有相当强的行政能力,但也随时准备回来教书。我关注的是,其一直推动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新文学。

太阳集团娱乐,  谈到新文学之走上大学讲堂,我们一般推崇朱自清的工作,尤其是1982年王瑶先生主持整理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发表后,更是如此。不错,1929年的春季,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是了不起的创举;可背后的“推手”,其实是文学院长杨振声。先有杨先生“领导中国文学系走上一个新的方向”的决心,而后才有朱先生的新文学课程。照杨先生的说法:“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3卷5期,1948年10月)而这一主张,得到了老同学朱自清的大力支持。很可惜,不久杨振声就当青岛大学校长去了,教授“中国新文学研究”的重任,只能由朱自清独力承担。

  1931年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上,系主任朱自清称:“本系从民国十七年由杨振声先生主持,他提供一个新的目的,这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朱自清全集》)作为选修课,朱自清的“新文学研究”,一直到《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6-1937年度)》,都还保留着;可“门虽设而常关”,1933年以后,朱先生已意兴阑珊,不再开设这门课程。原因是,“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所谓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向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王瑶全集》)

  到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要不要开设“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课程,依然是个很大的挑战。联大校园里,新文学家不少,个人创作没问题,作为课程讲授则是另一回事。即便是早已声名远扬的新诗人闻一多、散文家朱自清,也都对此不感兴趣;真正推动西南联大的现代文学教学的,还是杨振声先生。

  朱自清日记中,常常出现老同学杨振声(今甫)的名字,借此我们可以印证杨所参加的诸多活动,如组织《文学杂志》、编撰教科书、设计教学大纲等。1938年11月21日朱自清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

  今甫对中文系很感兴趣,他想把创作训练作为中文系的培养目标之一。但这个计划不会成功的,他对此提出不少想法,我不愿同他争辩。他想召开一个会议来讨论一年级的作文课,我只好同意。(《朱自清全集》)

  对于新文学的教学,朱先生确曾投入很大的精力,可西南联大时期,他已激流勇退了。这一点,查西南联大历年各院系学程表,可以看得很清楚。按照时间顺序,闻一多先后开设的课程包括“诗经”、“楚辞”、“尔雅”、“古代神话”、“唐诗”、“周易”、“乐府诗”、“庄子”;朱自清开设的课程有“宋诗”、“陶渊明”(“陶诗”)、“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文学批评”)、“散文研究”、“文辞研究”;至于杨振声先生,最常开的课程则是“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和“现代中国文学”,此外还有“陶谢诗”、“汉魏六朝诗”、“文学概论”、“传记文学”。由杨先生介绍到联大教书的小说家沈从文,早期主要讲授“各体文习作”和“中国小说”,1944-1945年度才接手讲“现代中国文学”(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换句话说,支撑着西南联大的现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是杨振声先生。

  至于杨振声先生讲课的策略以及效果,不妨看看以下两则资料。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先生病逝于北平,十二天后,同在北平的杨振声先生撰写《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以此特殊方式向老朋友告别。文章不长,但论说精到,很有分寸感,尤其是下面这段话:“最后,我觉得朱先生的性情造成他散文的风格。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对人对事对文章,他一切处理的那末公允,妥当,恰到好处。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孙昌熙等编选《杨振声选集》)这段文字很能代表杨先生文学批评的特色,注重文本细读,而不是宏观论述,下判断时冷静、准确、细密。

  萧乾在《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中,曾谈及1929年杨振声在燕京大学讲“现代文学”时的情景:“在班上,杨先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总象是带领我们在文学花园里漫步,同我们一道欣赏一朵朵鲜花,他时而指指点点,时而又似在沉吟思索。他都是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此文作为“代序”,收入《杨振声选集》)。这种注重个人品味而不是理论概括的阅读思路,与他日后编教科书,以及在西南联大主持“大一国文”,十分吻合。

  毫无疑问,这种以鉴赏为主的课程,在讲究考据功夫的中文系不会被看好。可学生不一样,对此课程评价极高。吴宏聪先生这样描述了杨先生在西南联大教“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的细节:“他的教学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课都由先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讨论后跟着要交习作,讨论小说交小说,讨论散文交散文,训练很严格,要求也很高,作业批改更详尽,每次作业都批改得密密麻麻……”(《忆恩师杨振声先生》,2004年3月19日《现代教育报》)“让大家自由讨论,然后先生再针对同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议论开去,做个总结”,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美国大学的教学方式。杨先生留美时学的是教育心理学,不是文学,但如何教书,道理是相通的。或许,正因为念过教育学和心理学,才知道如何营造课堂氛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可这样的课并不好上,更何况批改作业时,“有时为了示范,先生还替我们加上几行”。可惜的是,杨先生的讲稿没有留下来,我们难以体味其讲授“现代中国文学”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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