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书生意气长

By admin in 现代文学 on 2020年4月14日

  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82、1984年在中山大学分别获得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7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历任北大中文系讲师(1987年)、副教授(1990年)、教授(1992年)。曾在日、美、德、英、法等国多所大学研究或讲学。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学术人生之吴福辉

主要著述

吴福辉,浙江镇海人,1939年生于上海。1959年起在辽宁任中学语文教员。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现代文学方向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1981年毕业,参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工作,历任研究室主任、副馆长等职。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现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专攻20世纪30年代文学,现代讽刺小说,现代市民文学和海派、京派文学等。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沙汀传》、《带着枷锁的笑》、《游走双城》、《多棱镜下》等。

  从探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开始,进而研究古代中国小说及散文,还有现代中国学术史、现代中国教育史、图像与文字等。著述30余种,如《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大学十讲》《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等。

2010年,吴福辉推出力著《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本刊特邀温儒敏、陈子善、刘勇、王中忱等学者撰文,并通过专访,展现吴福辉对其个人乃至一代学者学术人生经历的思考。

采访手记

突破:寻找文学史多元阐释的实践

  陈平原真的很像平原。平者,平和、温文之谓也。他学生写过这样的文字:“尝与‘八卦君’于课堂上交头接耳,引来侧目。幸而平原君温言相劝,否则恐怕‘后果很严重,先生很生气’。又一日,君讲论正酣,忽听平地惊雷暴起,鼾声隆隆。惊惶四顾,竟是某生过于疲惫(并非绝无仅有),已陷迷离之梦境。如此不肖子弟,君竟能包容体贴。”陈老师的好脾气可见一斑。

问: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今态势》中,您谈及今人研究文学史的五种提法:生态,文学地图和大文学,双翼论,常态与先锋,多元合力共生,并说大家都在思索文学史书写要往前突破的问题。您在今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如何解决“突破”的问题?

  原者,宽广开阔之谓。自抑不卑,自矜不亢,言及闺阁,亦无脂粉气,坦荡荡,磊磊然,有君子之态。陈平原最可爱的,是他的笑,透明又清澈,干干净净,很孩子气。人间惟有孩子天地最宽广。“君之翩翩儒雅,非我等城市浮浪子弟所能及也。今后问学之道,谨为先生是从。”

吴福辉:首先,这是一部文学史书写的实践性成果。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这几种观念,大家基本都是在文章中提出来的,并没有转化为一种完完整整的成果。可以设想,假若鲁迅在课堂上或者书中跟你讲,小说不应该像宋明的“说部”那样写了,也不应该像晚清的谴责小说那样写了,应该怎么写,鲁迅给你说了一大套理论,这是一种效果。还有一种效果是鲁迅根本就不讲小说应该怎样写,但他写出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乡》。关于现代小说究竟怎么写,你看他的小说就行了。也就是说,新的思想照耀了新的写作,这在当时达到了何种程度,鲁迅那代人也主要是通过写作实践来说明的。关于新的文学史该怎么去写,我不仅在文章中讨论过,更去做了,有了实践性的成果,这本身是一种进步。

  平原者,宜乎草木生灵生长,故能透出一种安静平和的生命情趣和生机盎然来。“每课毕,从书包中掏饭卡,瞩其弟子:‘今天要些青椒肉丝’。盖平原君与夏晓虹君平日午餐,皆与弟子共进,闲谈如一家人。史书中,武安君记叙战国平原君云:‘平原君之属,皆令妻妾补缝于行伍之间。臣人一心,上下同力。’今日之平原君所为,差可比拟。”

在我写出这部文学史之后,曾有刊物主编约我再谈谈如何书写文学史,可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写出来。我不是理论家,我的文学史写作成果应该比我所能说的理论多得多;后人或者今人可以从这本文学史里,按照他们的认识去理解的东西,也应该比我写的要多。

身份一:专任教授

其次,关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几种说法并非彼此隔绝,实际上倒是可以相互补充和渗透的。我在寻找文学史多元阐释的认识方式和书写方式之中,就综合考虑并借鉴了这些提法。比如我从严家炎先生的“文学生态”里面想到文学史不能无视人的生态,不能不写作家的心态以及与心态直接相关的文化物质环境。范伯群先生的“双翼”论很有警醒作用,我虽然不同意让通俗文学与先锋文学平行地进入文学史,却深受启发,考虑到如何将通俗文学整合进现代市民文学,而现代市民文学自从“海派”浮出,就具有了先锋、通俗的双重性质,不那么截然分明了。这也是陈思和把“先锋”“常态”作为两种互动的文学态势提出的原因。我可以把握住文学史上典范的先锋文学来解剖,也要将大众化的常态线索紧紧抓住,把农民大众文学和市民大众文学扩大来书写。而杨义的“大文学版图说”,启示我建立新的历史叙述空间,把过去线性的视点转化为立体的、开放的、网状的文学图景。在这些意义上,我想到我这部文学史可以加上“发展”两个字。

  2006年,从教育部到北京市到专业学会到我们学校,我总共拿了六个奖。级别最低的“北大十佳教师”,却是我最看重的。元旦晚上,学校在大礼堂表彰,我做代表发言。回忆36年前,粤东山村一间破旧的教室里,一个16岁的插队知青当民办教师,上第一堂课。一会儿这边有人举手:“老师,我要尿尿。”一会儿那边又有人哭,原来是尿裤子了。就这样,从山村里的“孩子王”,走到了今天的北大教授,不容易。我祖父教过私塾,父母都是教师,我们夫妻两个现在都在北大中文系教书。平生最得意的,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班,我都教过。

再次,这部文学史在书写方式上主要有三个特点:

  我父母曾在汕头农业学校教语文,那是一个中专,原来是华南农业学院的分校。毛主席说,农业大学办在城市,真是见鬼。我爸妈所在的农校,于是只能办在一座大山脚下。那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跟周围农村没关系。名义上我是城里人,其实是在山里长大的。

第一,重新整理材料,用史料说话。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重写文学史”这两个概念提出以后,原来以政治为主体的革命文学史就开始解体,我的这部文学史就是解体以后的产物。政治性的文学史解体之后,重写文学史,就要从原始史料开始,去探究现代文学是怎么发生的、发展的,怎么传播的,怎么被接受的。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乡下念的,高中上的也不是好学校。我的妻子夏晓虹是北京景山学校毕业的,那是好学校。朋友们聊天,喜欢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是北京四中、北大附中、华师大附中,还是潮州金山中学?我说我念的是潮安四中,所有人都说“没听说过”。

第二,把文学深入地放到文化环境中去理解。这个文化环境包括文字、教育、出版、传媒等。这本书就将一切与文学作品、作家发生关联的现象,均置于历史“变动”的长河之中。包括文学作品的发表、出版、传播、接受、演变;文学中心的变迁;作家的生存条件,他们的迁徙、流动,物质生活方式和写作生活方式;社团、流派;文学报刊、副刊、丛书等现代出版媒体;文学批评、翻译;话剧、电影,等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的这本文学史可以说是一次初步的尝试。另外加上丰富的插图,把文学的空间大大地拓展了。

  我六周岁上小学,属于就近入学。说是就近,也要走四五里路。如果不想绕道,就得爬水槽。那木质水槽20多米长,一米宽,每天上学,我都得从上面过。先是爬,后是挪,胆子越来越大,最后竟连蹦带跳就过去了。一到四年级,我的成绩不太好,大概是喜欢玩吧,嘿嘿。五年级读高小,换了所比较大的学校,是在一个祠堂,去年我去看了,里面还有“毛主席语录”。我妈妈说,那位姓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他总表扬我,说我作文写得好。小孩子喜欢听人家表扬,我一高兴,读书就认真起来了。

第三,打破“主流型”的文学史,建立一种平等的、驳杂的文学图景。要排除把一种文学作为主流而把别的文学的地位降到很低的非真实状况,要打破这样一种“主流型”的文学史。比如过去把革命文学作为主流,其他的都要服从革命文学。在革命文学面前,或者被打败,或者被同化。假若现在我们把现代主义文学捧得最高,一切与现代主义文学不同的文学,都成次要的,在诗歌上就要以卞之琳、穆旦为主,因为他们身上的现代主义色彩是最浓,其他的比如艾青有现代主义色彩,就稍微低一等来叙述。这是一种文学史的写法,为我现在所不取。我们要给予各种文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比较平等地来描绘整个现代文学的图景。

  我是1966年6月小学毕业的,自称“老三届”,但北京的朋友都不承认。因为他们这里,66届的小学毕业生很早就停了课,没机会读中学。而我们在南方边陲,毛主席的声音传得比较慢,于是,我进了初中。不过只念了一个月,课本还没有发齐,就闹革命了。

实际上,这本书还暗含了我个人的一些理想,是一本个性化的文学史。既然是我个人写的,那么我的语言是个性化的,看法也是个性化的。所以说,这是一本比较新的、符合我个人个性的、尽量贴近读者的文学史。

  我的家庭成分是中农,但父亲“有问题”。潮汕人从明朝起就有走南洋闯世界的传统,我祖父和曾祖父都出过洋。不记得是1947年还是1948年,我父亲中学没毕业,因为经济困难,又热爱文学,经熟人介绍,去了台北的《中华日报》社工作。我现在还保留着一本剪报,是他当年在台北发表的诗文,其中有“骑着脚踏车,沿着基隆河,吹着口哨去上班”什么的。当时无论如何想像不到,日后会有“海峡两岸”的问题。他肯定是报社里比较低级的职员,因为,1993年我第一次去台湾,专门寻访我爸爸工作过的地方;《中华日报》社见有故人子弟来访,很高兴,找来一幅当年的大合影,可上面没有我爸爸。

问:“现代文学史”是一个具有时限性的学术史,您选择上海望平街这条中国最早的报馆街开始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让人耳目一新。请您具体谈谈您是怎样处理现代文学史的起点问题的?

  一年后,我爸爸就回潮汕打游击了。解放初,当了潮州卫生院指导员,大概是这么一个小官吧。后来就出问题了。从台湾回来的,很多事情讲不清楚,不免有“台湾特务”的嫌疑。这些我原本都不知道,文革中大字报贴出来,吓了我一大跳。我们这一代人,一听说从台湾回来的,感觉很可怕的。一方面,相信自己的爸爸;但另一方面,受了那时的教育,摆脱不了莫名的恐惧,总是忐忑不安。大概也正是这种“历史包袱”,使得我爸爸谨小慎微。反右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说,没给党提过任何意见,要不,早完了。一直到父亲晚年,我才逐渐理解这一切。对我爸爸来说,那阴影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个年轻人,为了谋生,也为了文学理想,一年时间的出游,带来无穷的后患。这一点,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很难理解。到了文革,自然是在劫难逃了,挨打挨骂,进五七干校,做牛鬼蛇神,还不让孩子们去探视。

吴福辉:文学的发生有一个“文化环境”。过去的文学史是从政治环境叙述起的,比如国民政府之前,就讲中国人民与北洋军阀政府怎么样对抗,再往前就是和清政府怎样对抗。这样的话,突出的是政治斗争。而文化环境才是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他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都要“折射”到文化环境中去发生对文学的作用。我选择从上海望平街这条中国最早的报馆街开始,作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是为了强调以后绵延一百多年的文学,当年已经处于一个与古典文学不同的时代环境里了。这个环境除去经济生产力的水平之外,对文学来说最重要的是思想界的急剧变动和物质文化条件的重新构成,而这两个方面“折射”到文化环境中,都可体现在现代报刊出版业的兴起上面。

  我1969年初中毕业,不能继续读书了,必须上山下乡。这要感谢我们潮汕的传统,走南洋赚了钱,一定要回家盖房子,以防日后子孙有难。我老家离爸爸工作的地方不太远,就四五十里路,老房子还保留着。于是,我就回乡插队去了。要不,就得去海南。

《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第一章是“孕育新机”,主要是讲晚清时期的文学环境。我同意文学现代性就是从晚清开始发生的观点,所以我在书中特别提出了“文学大事1903年版图”,并指出晚清时期是文学现代性的积累时代。我不主张用一本书或一个具体事件来划定中国现代文学起始的确切时间,是因为没有哪个时间能够担当。现在所举的起源时间,换成另外一本书或另外一个事件,也可以讲通。既然是模糊的,我们就不如模糊地用较长的一个时段来描述它。但积累到“五四”时期就总爆发了。“五四”是一个“爆发期”,“爆”出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来。就像闻一多的诗《一句话》说的,“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闻一多不愧是从“五四”时代走出来的人。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非常重要。

  我爸爸跟村里的父老乡亲关系不错,所以,他们对我挺好,务农半年后,就让我当民办教师。这在当时,是很优厚的待遇,这点,我一直心存感激。1971年秋天,邓小平回潮,我又去读了两年高中。所以,我的学历比较完整。晓虹就不一样,她没有高中学历,下乡后就一直呆在下面,回城后,直接考大学。

独立:个性化的文学史不是“百衲衣”

  我不当民办教师了,重新回去读书,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当时在农村,教书是很好的工作。你读完高中,还不知道能不能得到这样的位子。那时我根本没想到以后还会恢复高考制度,只是觉得有书读就好,没想别的。

问:您对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研究,是由“左翼”、“京派”、“海派”三种文学形态构成的,并形成了个人的学术个性。现在这本《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是从不同的地域流派到一部多元空间的文学史。您专门从事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现在回顾“个人文学研究史”时,有什么感触?

太阳集团娱乐,  文革对我的学业影响不是特别大,主要是父母的缘故。家里有好多书,主要是文学方面的,除了历年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北大王瑶、林庚、吴祖缃等先生的文学史著述。所以,我和北大还是有缘分的。文革开始时,农校学生将我爸爸的藏书贴上了封条,没有抢,也没有烧;后来我妈妈“解放”了,重新出来教书,向学校申请解冻。那些书,都被我运回乡下去。所以,文革期间,我有书看,语文方面的积累还在继续,受的影响不大。要命的是数理化,初中课程我没念过,为了上高中,花了一个暑假恶补。好在那时的中学,大家的程度都不高,进去后,很快就赶上去了。记得除了体育课,各门功课我基本上都是一百分。道理很简单,当时流行“读书无用论”,而我是放弃了教职,自愿去读书的。不是我比其他同学聪明,而是比他们认真,比他们投入。

吴福辉:文学史的写作需要广阔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部个性化的文学史,还要立足于自己以前最具特色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核心部位,写作者必须独立地掌握一些材料,独立地研究过一些问题。所以,有人在分析《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时候,就说这本书写得有些特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基于我的个别的独立性研究,比如地域文学研究、都市文学研究、城乡文学研究等。过去的这些研究构成了我这本文学史的空间叙述特色。这里面既有我原来掌握的资料,又有我新的思考和观念。有了对“左翼”、“京派”、“海派”的研究基础,有了我对上海、北平两大市民社会及其文化的认识,才使得这本文学史在广泛吸收别人研究成果之外,突出了自己独有的东西。文学史不能最后变成和尚的“百衲衣”,东拼西凑,却没有一块是自己的“布”。所以,钱理群对我这本书的评价是,“既是一个集大成者,又是一个新的开拓者”。

  恢复高考的时候,有人劝我报考理科,我不敢。在乡下,可以猴子称大王,真讲实力,我知道自己不行。至于外语,只学过一学期,学的是“毛主席万岁”。上大学后,才重新从abc学起。很可怜吧?但学文史的,人生阅历,还有苦难什么的,有时候也是一种“资本”。所以说,我的损失没那么大。

这里就京、海派多说几句。我的“个人研究史”,从研究左翼文学开始,然后是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对京、海派文学的研究,又和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我从小生活在上海,后来又生活在北京,所以对两地的地域文化都有切身的体验。比如,我在12岁之前是在上海生活的,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既有上海繁华现代的一面,也有对下层市民生活的一些认识。记得那时上海的街头有很多书摊,白天摆开来,晚上一合起来就走了。书摊上层架子上一般摆的是连环画,下面摆的是有字的书,如侦探小说、历史小说,全是通俗文学。我童年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所以说,我很容易理解30年代“海派”的产生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我也很明白夏衍这样的共产党人,为何在军管上海的日子里会关心市民有没有小报看的问题,会再去组织人办小报。现代性商业的发达,催生了专供知识市民阅读的先锋文学和一般市民消费的通俗文学。在这些作品中,都市生活被丰富多彩地呈现,同时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上海是一个现代文体的试验场,大量的西方文学观念与手法的引介、模仿、借鉴的新潮同时在上海涌现。我对上海的理解、对“海派”的关注,与我童年时期在上海的见闻自然密不可分。我的历史研究就有了自身的感性经验打“底”。

  我看过晓虹大学期间写的研究《诗品》的文章,比我强得多。她的学术训练,尤其是古典文学方面的,比我好。除了家庭,很大程度是学校,还有少年宫的活动等。同是上山下乡,北京、上海、广州的知青都有自己的圈子,可以交流学习心得。而我在乡下,孤陋寡闻,没看过歌剧、舞剧,没看过电视,连火车我都没见过。所谓“插队”,对我来说,是从一个山村来到另外一个山村,见识自然很有限了。从那么低的起点,到广州上大学,到北京念博士,就这样一步步走出来,很不容易。也只能这么“聊以自慰”了。

我曾经说过,童年记忆是扎了根的文学记忆,以后的文学研究就有了一种“回乡”的感觉。就是这样,我的文学研究和我的生命结合了起来。

  前两年,为了纪念恢复高考多少周年,媒体上把我的高考作文给翻了出来。我的学生很好奇,也想看,我反对。你想想,1977年的高考作文,会是什么样子!当年《人民日报》之所以选登我的作文,除了政治正确,也得益于我是语文教师,没有错别字,段落分明,主题清晰,中规中矩的。我的同学不服气,他们程度比我好,是小作家,但他们写的不是“作文”,而是文艺作品。那是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章,好处很明显,让我获得了一张入场券,进了中山大学。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多了不起。我爸爸甚至说,早知道你考得这么好,应该报北大。其实,我当时报考中大,已经被人家嘲笑太狂妄了。

历练:在时代的风雨中自习

身份二:平原君

问:您高中毕业后去了中学教书,又经历过“反右”、“文革”等,您能具体说说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读书治学的经历吗?

  我上大学那年,24岁,同学中有30出头的,已经结婚生孩子的。大家学习都很刻苦,因为“生逢其时”,全社会都对我们寄予厚望。一上大学,就知道自己以后的前途一片光明,不用顾虑毕业后怎么找工作,以及如何适应社会。我们想的是如何拯世济民,复兴中华。这种感觉,和今天的大学生是大不一样的。77级的大学生,真是命好,后来晋升、提干、入海,干什么都是第一拨,很顺。

吴福辉:时代对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中专毕业时学习很好,原本是可以保送上大学的,但是由于家庭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关系复杂”,没获批准。这样就参加工作了。我的文学阅读与写作的训练,主要是靠自学的。

  大学毕业20周年,我们同学在广州聚会,来采访的记者都说,你们77、78级多了不起,是社会中坚。我说,其实没什么,按年龄也差不多排到这个位子了。“位子”和“贡献”,是两回事。位子是永远要有人坐的,可位子好并不表示贡献大。一百年后,谁会记得你是77级、88级还是99级的,那时候算的是总账。要算总帐,77级不一定有优先权。

我从小就爱好文学。我的课外阅读比较早,不是我的家里有闲书供我自由阅读,而是我身处市民文化的大环境之中有些便利条件。当时我家在上海东余杭路一家大南货店的楼上,窗下就有书摊,我可以像张爱玲说的挂下篮子去租书读。在东北,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读《鲁迅全集》。我喜欢写作,记得读中学那会儿,语文老师特许我可以写长文,一篇作文写满一本作文簿也无碍。我曾把一首唐人绝句改编成一部短剧,是那种标明“化入”、“淡出”、“摇镜头”等提示语的电影文学剧本写法。这也得益于当时刚刚创刊的《中国电影》杂志。那会儿一个学生订不起一本杂志,我是向语文老师借来看的。杂志上刊有剧本,我也学着改编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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