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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海涛:快乐地工作着_学者笔谈

By admin in 故事寓言 on 202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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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享受学术创作的过程。当脑海中的思考随着指尖在键盘上的舞动,跃然而出,内心的喜悦和满足无法言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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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做了老师,当学生的事情和其他工作冲突时,我时常在想,我能否能再多爱他们一点,再多为他们做一点事情,就像我的老师一样。

  ■ 中国非常需要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这是我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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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快乐心态的钥匙与做研究相似,是认认真真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不问自己做的事情能够带来多少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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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邀撰写学者笔谈,没有多想便应承下来。及至上网查看先前学者所写文章,才发现作者都是颇有建树的学科带头人,内心不免有些惶惑。但既已答应下来,又没有足够的积累为学科建设谋划,只好硬着头皮说些作为普通教师的感想。

  多年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杂文。大意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快乐地工作着。这次借着写学者笔谈的机会,反思自己的教师生活,进入脑海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快乐吗。面对这个问题,内心竟是莫名的恐惧。宛若为生计奔波的年轻人,不愿去回想童年的梦想。又宛若为生活琐事忙碌的夫妻,不愿去回忆当初的爱情憧憬。但这似乎又是绕过去就无法落笔的问题。既然是无法回避,就只好勇敢地面对。所幸的是,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快乐地科研

  我享受学术创作的过程。当脑海中的思考随着指尖在键盘上的舞动,跃然而出,内心的喜悦和满足无法言喻。关于知识,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比喻。说知识好象一个圆圈,圆圈里面的东西是我们的已知世界,外面的事情属于未知世界。我想学者就是那群蹒跚于圆圈边界的人。既要忍受面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又能独享拓展已知世界的喜悦。既要有在思维边际状态狂想的癫狂,又要有面对大众的缜密和平实。前者有发现的乐趣,后者有分享的高兴。

  说到分享,我不得不提一个我常常面对的问题。我是从事政策研究的。很多同行有这样的苦恼,觉得政策研究于政策现实没有多大的用处。我想研究于现实的用处并不是我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我作为一个学者的任务,是将我认为对的道理,用相对严实的方式表述出来。至于能否对政策现实有帮助作用,那是政治家需要挠头的问题。当然我并不排斥学以致用,能够得到认同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事情。当我的文章被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列入教学大纲时,当我的文章被美国风险分析学会评选为年度最佳论文时,当我对可再生能源份额制度的研究引起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的关注时,当我的论文被学术同仁广泛引用时,我由衷地高兴,不仅因为对知识的贡献,也因为对政策的影响。这里我想说的是,做研究的时候不必过分考虑结果,为实用主义所缚,大可以更潇洒一些,更放开手脚一些。当思想的自由缚上现实的锁链,学术的乐趣自然就大打折扣。这里要感谢我们的学校和学院,让我们温饱无忧。否则,追求学术乐趣的洒脱也只能是奢望。

  我研究的具体领域是环境政策。选择这个领域并不是出于神圣的责任感。当初出国最早想研究的是教育政策。后来发现系里没有专攻教育政策的老师,于是转投电信管制,因为觉得电信产业会有大发展。再后来因为寻求暑期资助的缘故,找到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环境管理是他的研究领域,他说最近美国对地下储油罐管制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你可以去做些研究。于是我去关注地下储油罐管制,并以此为题完成了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从此我开始了环境政策研究的学术生涯。从环境保险,到企业环境治理,再到可再生能源政策,好像层层的山峦,每处都有其迷人的地方。传统的经济学认为,环境保护不是市场能解决的。但行政管制的低效,又迫使政府通过公共政策革新,利用市场机制督促企业关注环境保护。于是出现了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保险、环境信贷政策、环境信息管制等等的政策创新。在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政策现实中穿梭,研究如何通过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和谐运作,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成为我独享的思维乐趣。当前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高度关注,更让我有些自我感觉良好。我想这种自我欣赏的感觉,有时对学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自己都不欣赏自己的创作,自然也就没有思考的激情了。有些朋友说我随遇而安,脱不掉山东农民的本性。但如果能安得下来,并能乐享其中,又何尝不是一种非凡的能力!多年前有一位师兄说,做事情要学会扎下根去。我很是赞同。当年选择环境政策作为研究方向,并不是出于学术兴趣,也不是因为环境政策当时是学术热点。后来真正用心做下去,窥探到其中的瑰丽,才感到欣喜若狂。而且研究越多,越是觉得兴趣盎然。

  快乐地教学

  作为教师,不得不提到教学。提到教学,不得不提到我的一位老师。那时我刚到沃顿商学院,这位老师教决策科学这门课。学期论文我做的是一个实证研究设计。他说你的研究缺乏理论基础。我说我看不懂那些理论。他说什么理论你看不懂。我说就是那些在约束条件下求最大化的理论。他说我们可以有一门读书课。我世故地想他肯定是忽悠我选他的课。于是说,我暑期不在学校。他说我们下学期可以自己选时间。我无法推辞只好答应。他让秘书给我买了本书,然后每隔两周让我给他讲一章的内容。直到我自己做了老师,才明白像他这样一位如此有名望的教授,拿出一个半小时有多么困难。他不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只是一位普通的授课教师。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每两周主动拿出一个半小时,听一个英语都说不通顺的中国学生,讲他学术领域的A
B C
。我想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爱。现在我做了老师,当学生的事情和其他工作冲突时,我时常在想,我能否能再多爱他们一点,再多为他们做一点事情,就像我的老师一样。我的老师不久前去世了,我没有让眼泪掉下来。我想我所能作的,就是把他的爱,把他对学生的责任感,传承下去。说这个故事,不是为了纪念,而是想要说明,老师可以改变学生的人生观,
甚至生命轨迹。我想没有什么职业可以给人这种机会。

  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以什么样的心态和人生观步入社会。所以在每学期的第一堂课,我都要跟学生谈谈我的人生体验。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中正确选择人生方向,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中笃定自己的人生追求,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有诸多丑陋的世界中保持正面乐观的心态。当看到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有更加积极乐观和真诚的心态,有真正独立分析思考的能力,内心的喜悦是无与伦比的。

  使命感与快乐

  很多人会问我,回到国内和留在美国哪一个更好。平心而论,如果追求的是平稳舒适的生活,当然要留在美国。但如果想要作点事情,那还是要回到中国。做点事情,往崇高了讲,就是所谓的使命感。回到国内,很惊讶地发现,网络上充满了对专家和学者的不屑。这是不是说,很多中国的问题不需要理论指导和学术研究的支持。情况恰恰相反。中国非常需要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这是我的使命感。

  前段时间我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评论我国光伏产业的补贴政策,其主旨是,我国光伏补贴政策的设计很需要理论的指导。我国不是光伏产品的使用大国,而只是光伏产品的生产大国。光伏产品的生产,是非常污染也非常耗能的,所以我们的补贴政策奖励的是一个污染行业。我国光伏产业主要从事产品的制造,所使用的技术含量高的设备和原料,都来自进口,所以我们的补贴政策奖励的仍是传统的制造业。现在我们的光伏产业陷入困局,很多人回过头来责备补贴政策,大有将补贴政策一棍子打死之势。其实补贴政策并没有错,这是世界各国鼓励光伏产业发展的通用做法。我国的症结在于,光伏补贴政策的设计出现了问题。从纠正外部性的观点来看,我们需要补贴的是光伏产品的使用,而不是光伏产品的生产;我们需要补贴的是光伏产品的研发,而不是光伏产品的制造。缺乏理论指引的政策,就像一只瞎猫,不但捉住老鼠,还会碰坏瓶瓶罐罐。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还是拿我最熟悉的环境政策说事。我国二氧化硫的排放权交易体系,有十多年的历史了,能源和环境交易所也成立了好几个,但从交易体系的实施情况看,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真正的市场交易没有多少。可以说这个政策十多年来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现在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明显,国家发改委要在2015年建立全国范围的二氧化碳交易体系。目前上海的试点工作全面展开。但如果还只是照搬照抄,缺乏对理论和相关政策的深刻反思,那么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体系也可能会遭遇与二氧化硫排放交易体系同样的命运。

太阳集团官网,  所以中国改革中的许多问题非常需要理论和学术研究,这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对学术研究的轻视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探究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这篇短文的主旨,这里我想说的是,严肃的学者如何在这种悖论中保持轻松和愉快的心态。

  学者的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通常都是很强的,所以常常感到有使命感的压迫,常常感到有话要说。但学者也有一个要命的通病,就是或多或少有些刚愎自用。所以当有话无处说,有观点无人欣赏的时候,往往会变得烦躁不安,牢骚满腹,甚至有些愤青的味道。如此,也就谈不上思考和研究的乐趣了。使命感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能让它成为一种负担。我前面说过一个观点,就是作为学者,最重要的是负责任地说出来,而不必过多考虑说出来的结果。如果说出来本身就是一种乐趣,那你的快乐就无人能够夺去了。如果过分关注结果,那十有八九会陷入烦闷之中。有人或许会说,这样似乎缺少了些鸿鹄之志,但燕雀如果能将自己的快乐定义为捉捉虫子,衔衔春泥,那也未必不是美事。

  老师的使命感还在于能够很好地教书育人。可使命感过强,牢骚又来了。我也位列其中,常常抱怨现在的学生有点过于现实,过分关注谋生的技能,而忽略了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分析能力的提升。但抱怨过后,我内心中更多的是同情。或许这个世界的压力真的让他们无暇他顾,甚至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越是这样,老师的作用越是重要,越是需要老师的言传身教。我坚信当老师引导学生的方向是正确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生会摆脱现实的羁绊。当然我们要保持很好的心态,承认学生多元发展的职业取向。这个社会本来就是需要领袖,也需要管理者和打工仔。只不过我们对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有更高的期望。这里,保持快乐心态的钥匙与做研究相似,是认认真真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不问自己做的事情能够带来多少改变。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拿到了国家计委和山东省委的录用通知。十多年后,很多同窗好友还为我当初放弃国家机关扼腕。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何去何从,我不得而知。但至少令我欣慰的是,如今的我,能够快乐地工作着,还有坚持,还有感动。如此,也就不需要再奢求些什么了。

  学者小传

  尹海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系主任。2012年入选首批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从事环境经济与管理、能源经济与管理的研究。

  2006年8月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得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科学博士学位;2006年8月到2009年2月,在密歇根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从2009年2月加入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以来,共在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Risk Analysis,Energy Journal,Energy
Policy,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8篇,其中14篇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16篇被
SSCI或SCI
期刊收录。2009年至今,共主持各类课题7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省部级课题3项。2008年获得美国公共政策与管理学会“最佳博士毕业论文奖”;2010年获上海市浦江人才称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三等奖;2011年获
Risk Analysis 期刊“年度最佳论文奖”和上海交通大学SMC-晨星优秀青年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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