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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文岭南】“我们接续了学术传统”——访中山大学教授黄修己

By admin in 现代文学 on 2020年4月15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文岭南】“我们接续了学术传统”——访中山大学教授黄修己

祝我们中文系生日快乐。


我们班五十多个人,有四个去世了,十几个同学退休了。今年八月份,我们班最漂亮的一个女同学从美国回来了。我们的班主任是程郁缀老师。程老师想把在北京的所有同学聚在一起吃饭。非常遗憾,当时我在河南的村里,没有参加。但过后我想,不参加也好,对女同学的记忆,我愿意保持在32年前。

稿件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文岭南2016-03-30第59期 | 作者:武勇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6-04-08 | 阅读次数:

我们七八级入学的时候,系里还有许多老先生,像王力先生、王瑶先生、游国恩先生、吴组缃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每天站在讲台上的是,孙玉石老师、严家炎老师、袁行霈老师、谢冕老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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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集团娱乐,我听过吴组缃先生的讲座。他镶着一颗牙,抽中华烟。他比较自己跟老舍先生的区别。他说:“老舍先生四九年之后是一直受宠的,我一辈子没有受过宠。另外,比这更重要的是人格,老舍先生是要脸的,我是不要脸的。所以当一个人忽然不受宠的时候,他跳了太平湖。当他跳太平湖的时候,我每天在北大打扫厕所。我是北大打扫厕所里面打扫得最干净的人。”这就是吴先生。

在学生的描述中,中山大学的黄修己先生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学术的“求真”。黄修己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家。他一直感恩于北大的学术传统,他说,“没有这一套治学作风、方法的培育,就没有我。”那么黄修己先生继承了什么样的学术传统?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采访了他。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知道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燕京、中大等中文系、语言系并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请您谈谈当时作为学生的感受。
黄修己:在我看来,院系调整之后的北大中文系有两个“学派”,一派是老北大的一批学人,不妨称之为“北大派”,如杨晦、游国恩、魏建功等;另一派学人则是“清华派”,如吴组缃、王瑶等。这两部分学者在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上各异其趣。北大派的强调考据,即注重史料的占有、挖掘与搜集。而清华一派则更重视阐释。这在教学中也反映出来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以具体事例谈谈两种学术风格的不同之处。
黄修己:当时游国恩先生负责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的先秦部分,他是屈原研究专家。游先生上课的材料是他自己编的“作品选”,包含作品、注释和古代学者研究诗经的主要资料。那些资料使我们知道前人是如何评价诗经的。再比如讲到《离骚》,他认为“离骚”就是“牢骚”之意。然后用音韵学的知识做细致的考证。这都是教我们要注意多占有资料,学会证明。关于清华派的学术风格,我曾讲过吴组缃先生分析鲁迅小说《离婚》中的“爱姑的脚”,从对鲁迅小说中一个细节的阐释,说明主人公生长的历史背景,爱姑的“钩刀型的脚”是一种“半天足”,体现出她生于清末,长于民国。这样描写既形象又非常简练。这样的解释对我们理解鲁迅小说的艺术特征,很有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北大”、“清华”两种学术风格不同,学生对其接受的情况是怎样的?
黄修己:两种学术风格对我们学生都有很深刻的影响。我有一个同学说,我们这批人是跟着游国恩先生的“作品选”成长起来的,有一定道理。当然也有学生不太喜欢考据,年轻人喜欢当作家,不愿学注释、校勘、音韵等。清华的阐释风格比较受学生的欢迎。比如吴组缃先生的古代、现代小说课,有口皆碑。吴先生是作家,懂得创作的奥秘,人们不在意的地方经他一番阐释,突然间别有天地。有的学生说,游国恩先生只懂考据,不懂艺术。这话传到了吴组缃先生那里,吴先生说:说游先生不懂艺术,那还有谁懂?同学们听了很震惊,再不敢发牢骚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的学术经历来看,您受哪方面的学术传统影响更深?
黄修己:我所受的影响可以说兼而有之。两种学术风格的交织,使我们既重视考据、证明,也很重视阐释、见解。老师把过硬的史料叫做“干货”,使我们注重资料的占有和积累。不少同学一直在做“卡片”,对现代文学有兴趣的就收集作家的笔名和作品,以及社会、学界的评论等材料。我这一代教现代文学的都从读杂志起步,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读起,一期一期地往下读,边读边做笔记。我写赵树理评传,能找到的晋察冀、晋冀鲁豫的报纸都看。我还到山西去过好几趟,寻找有关赵树理的活材料。所以有人认为我这部评传中有关的背景资料很多,而且阐释也有了根据。讲到《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形象,就是山里的女子愿意嫁到山下,宁愿少要彩礼,造成山区男多女少,才有那么多围坐在三仙姑家门口吃饭的光棍汉,出现了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所以《小二黑结婚》看似一个喜剧,实际上是个悲剧。这样来阐释作品,显然是受了吴组缃先生的启发。靠着北大传统的荫庇,靠着老一辈学者的薪传,我们继承了北大的学术传统,献身学术、坚持实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谈谈您和一些老师的交往?
黄修己:也没有什么故事,就是一些日常的往来,见了面就喜欢“侃大山”,有时候在系里碰到,站着也可以聊很久。找老师主要还是请教专业内容。从做学生直到当了老师,倒是一定要去老先生家拜年。我毕业留校之后找吴组缃先生比较多,主要是为了请教对现代小说的评价,例如对茅盾作品的看法。有时也被“敲打”。1980年代初,有一次吴先生感叹没有好电影可看。我说《小花》还不错吧。吴先生来了个当头棒喝:“你呀,你这叫什么文艺批评!”然后解释说,影片中妹妹找到了当兵的哥哥,兄妹都很高兴,手拉手在田野上奔跑:“中国农村农民家庭里的兄妹关系是这样的吗?”然后说柳青《创业史》里写梁生宝和他妹妹的关系,那才写得好,像个中国的农民家庭。
黄修己,男,1935年8月生于福建福州,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名誉理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黄修己致力于赵树理研究,连续出版了《赵树理评传》《赵树理研究》《不平坦的路》三部专著。198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是中断近30年后出现的第一部个人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此后,黄修己先后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等学科史研究成果。有学者评价他“奉行‘论从史出’的治学理路和方法,注重实证,求实创新,深刻的理论分析与独到的审美感悟结合,深邃的史家眼光和丰沛的人文情怀相融”。
原文链接:

孙玉石老师是世界上最懂鲁迅的人之一。他曾经比较过鲁迅先生和赵树理先生的区别。他说赵树理先生是从一个村儿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写出了小二黑、李有才,但是鲁迅先生是从这个世界来看一个村,所以写出了阿Q和祥林嫂。

严家炎先生讲课的时候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林冲的例子。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懂林冲的人之一。他说,你们知道有逼上梁山,但你们可知道还有逼下梁山吗?林冲上了梁山之后,王伦又想把他逼下去。林冲一辈子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找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当老婆。这是他逼上梁山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错误是因为他的手艺——杀人的手艺比王伦好,他可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所以呢,他就又逼下了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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