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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新诗与今天学术研讨会召开 学者呼吁新诗“自救”

By admin in 大师随笔 on 2020年4月22日

【人民日报】期待中华民族新史诗——关于新诗百年的一次对话

本报讯太阳集团官网,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百年新诗与今天学术研讨会”20日在京结束。回望新诗百年来走过的辉煌与曲折的探索之路,挖掘新诗的探索空间,分析诗形式建设与语言变革及翻译诗歌对新诗建构的影响等众多议题,是为期两天的“百年新诗与今天”研讨的重要关注点。


如何看待新诗百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指出,新诗革命的缘起、发展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唐诗是伟大的,新诗也是伟大的,它是面对世界一种全新的诗歌形态,是最理想的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它更适合现代的中国人。若无新诗,我们可能仍陷于黑暗之中。因此我们只能自救。对新诗自由的表达,我们应该珍惜而非滥用。另外,古典诗歌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最宝贵的是格律带来声音的美感,而新诗却打破了这种美感。诗歌是音乐的文学,希望保持诗歌语言的音乐感,使它富有节奏,更加动听。

稿件来源:人民日报2017-04-07第23版 | 作者:人民日报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7-04-07 | 阅读次数:

洪子诚、吴思敬、顾彬、任洪渊、刘福春、吴晓东、王光明、罗振亚、孙晓娅、王家新、柯雷、张桃洲、欧阳江河、于坚等50余位来自中、美、德等国的诗人、学者及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者在内外两个维度对百年新诗进行了回顾、反思和总结,基于个案的分析与理论的渗透相结合,深入诗歌内部,考察诗歌的声音、节奏、意象及格律作用于新诗文体形态和美学特质生成的重要性,并探讨“技艺”与诗人诗学理想互相融通而形成的写作范式和局限;同时,从诗歌本体过渡到对新诗与历史、现实、政治关系的体认,以此冲破时间困囿而实现对诗歌存在场域的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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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张 健(本报编辑)

对话人:谢 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诗评家)

      叶延滨(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诗人)

      吴思敬(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诗评家)

      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诗人)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

1917年2月,《新青年》上刊出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这8首白话诗虽然未脱五言、七言的旧格式,但引入了平白的口语,与传统旧诗已有所差异,后来被认为是中国新诗的起点。今天,新诗已经走过一百年,回首百年,可以说,新诗从诞生之初,就与时代风云、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在中华民族百年来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都有新诗诗人在呐喊、在歌唱。但在另一方面,一百年来新诗又常常遭遇质疑与争论,甚至就是在不断的争论声中前行。站在新诗百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约请5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与新诗诗人,共同回顾百年新诗的经验教训,也探索未来诗歌的发展路径。
——编 者

   

核心阅读


我们承认,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诞生、经百年风雨洗礼的中国新诗是与传统诗词不一样的新文学。但我们也要承认,中国新诗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诗歌的合法继承人,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并不能改变其文化基因的中国属性


从新诗发展的历程来看,新诗的草创阶段,那些拓荒者们首先着眼的是西方诗歌资源的引进,但是当新诗的阵地已经巩固,便更多地回过头来考虑与古代诗学的衔接了


诗歌是一种语言的乐器,其音调、节奏、韵律都至关重要。新诗只能根据它自身的呼吸和运作来达成自身的节奏韵律,旧格律是完全无法套用的,也必须打破


我们的诗人,其不足在于不知道甚至排斥与外在世界的联系。诗人应关心世界、关心人民大众、关心社会的兴衰进退。要是连这些都不关心,整天沉浸在小小的快乐与悲哀之中,诗人的世界就会变得很小

    

古典诗歌的伟大传统,流淌到了新诗的身上

主持人:新诗诞生已经一百年了。百年前,新诗舍弃了古典诗歌的格律与语言,以一种脱胎换骨的面貌出现在诗坛。但是新诗对古典诗歌传统的舍弃,百年来也不断引发人们的反思。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谢冕:从古典诗歌到现代新诗的变化非常大,很多人不适应。但新诗是否舍弃了古典诗歌的传统呢?我的回答是:中国诗的传统在新诗身上依然延续着。“诗言志,歌永言”,中国诗最重要的传统是“言志”,诗歌要与社会状态衔接,要与人民情感相连。这一传统在新诗这里并没有变。只不过为了适应时代发展,改变了语言的方式、抒情的方式、言志的方式。中国诗始终是中国诗,从《诗经》与屈原开始,中国的诗人就始终站在时代和社会的前沿歌唱,与社会保持着密切关联,这是中国诗伟大的传统,流淌到了现在。

换个角度来看,中国诗每个阶段也在变。从诗经的四言开始,到五言诗,到七言诗,到词,到曲,一直在变,诗体不断解放。四个字的时候,空间较小,到五个字,空间就大多了,到七个字,那是非常大的变化,造就了唐诗的辉煌。这样来看,新诗之变是在情理之中的,不必大惊小怪。而且,诗歌内里的东西是一脉相承的。

吴思敬:新诗的出现,绝不仅仅是形式的革新,还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文言统治中国文坛几千年的背景下,新诗人主张废除旧的格律、已死的典故,用白话写诗,这不单是语言媒介的选择问题,更体现了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在新诗倡导者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对人的解放的呼唤。也正由于“诗体大解放”的主张与五四时代人的解放的要求相合拍,才会迅速引起新诗人的共鸣,并掀起声势浩大的新诗运动,这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有深远意义的。

王家新:只能说新诗舍弃了旧体诗的格律及语言形式,千百年来的创作经验及美学传统其实仍内在于其中。至于五四前后与传统的割裂,虽然在今天需要反思,但在当时乃是出自历史的必然。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只有经过那么一次决绝的割裂,我们的语言文化才有可能迎来新生。我参观过江苏的一个百年桃园,那里的老桃树全都拦腰锯掉了,真让人心疼,但如果不截断老树并嫁接新枝,它就无法再结出果实来。

谢有顺:这其实是好事。那时,格律诗无论在语言形式还是精神价值上,都已呈现格式化、无病呻吟甚至腐朽的气息,新诗不仅反格律,借此恢复长短句的自由形式,它更是对一种有活力、有血肉基础的精神和生活的召唤。

主持人:中国古典诗歌作为无比辉煌的存在,有哪些思想与艺术资源是可以为现代新诗所吸纳的?

叶延滨:中国新诗出现之初,那些否定古诗传统的激烈主张,其实有其合理的部分。世界上没有人指责新生婴儿的哭闹,更没有人指责少年时期的叛逆。新诗叛逆式的宣示虽然过激,却有破旧革新的意义。我们必须承认,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诞生、经百年风雨洗礼的“中国新诗”是与传统诗词不一样的新文学。但我们也要承认,中国新诗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诗歌的合法继承人,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并不能改变其文化基因的中国属性。因此,新诗应该向古典诗词传统学习,正如当代的旧体诗词创作也应该向新诗学习创新。向新诗学习创新,同样也是复兴旧体诗词创作的必由之路。

吴思敬:中国古代诗歌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诗学形态,有光耀古今的诗歌大师,有令人百读不厌的名篇。这既是新诗写作者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又构成创新与突破的沉重压力。从新诗发展的历程来看,新诗的草创阶段,那些拓荒者们首先着眼的是西方诗歌资源的引进,但是当新诗的阵地已经巩固,便更多地回过头来考虑与古代诗学的衔接了。卞之琳说:“在白话新体诗获得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以后,它是无所顾虑地有意接通我国诗的长期传统,来利用年深月久、经过不断体裁变化而传下来的艺术遗产。”卞之琳的意见,就当下而言,尤有现实意义。在百年新诗发展历程中,早先引进西方的诗歌与理论较多,现在是该扎扎实实地继承并发扬古代诗学传统的时候了。

新诗学习古代诗歌,从精神层面上说,要继承古代诗人“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情怀,“哀民生之多艰”的民本思想,以仁学为中心的人格观念,以“尽性”为核心的人生理想,以及旷达、进取的人生态度等。从艺术层面上说,是着重领会古代诗人所创造的意象、意境、神韵、禅悟、体物、赋形等诗学范畴,品尝雄浑、冲淡、纤秾、高古、典雅等风格特征,把握言意、形神、虚实、藏露等辩证关系,以及起兴、比拟、反讽、象征、隐喻等各种表现手段,从而建构起融汇古今、贯通中外,充满时代感与中国味的诗学大厦。

新诗不是不讲形式,只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形式

主持人: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新诗既没有继承古诗的传统,更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您是怎么看的,百年新诗有否形成自己的传统?

叶延滨:中国的百年新诗真实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心路历程与民族情感,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诗人和杰出的作品。五四时期,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徐志摩、冰心、冯至的作品,开一代风气之先。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向太阳》、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还有李季等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不屈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公刘等人的作品,呈现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的喜悦与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牛汉、绿原、舒婷等诗人,都写出了一批呈现开放的中国青春焕发之气象的好诗歌——细数百年新诗史,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当然,新诗不可能全盘继承古诗的传统,那么应该继承什么呢?总结和研究新诗百年的成就与不足,是我们诗界和学术界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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