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需要新的力量能够呼唤出这个时代的魂

By admin in 现代文学 on 2020年5月15日

太阳集团娱乐,20世纪80年代开始,路遥、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等一批作家,用一部部杰出作品给文坛以惊艳。作家们的聚焦重点,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与此同时,随着电影、电视等大众艺术门类热情加入,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的出现,使得莫言、苏童的小说,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制图:李洁

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根?什么是当下中国文学的使命?日前,一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文学与时代”的论坛在复旦大学举办,作家王安忆、评论家程光炜、陈思和等畅所欲言,从不同维度回顾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辉煌,也各自回应了那些拷问中国文坛的命题。

嘉宾 杨扬

文学领先时代,把该说的东西抢先说出来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学对于社会时代生活的介入,是非常积极的。四十年后,对于社会时代生活直接对话的作品,是不是还有那么多?很多读者和批评家都感到很难判定。”文学评论家杨扬,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回望中国文学走过的岁月,提出了新的观点。

回眸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创作的辉煌时代,专家们提出,像莫言、贾平凹这样的一批作家,坐在这儿就是一人一座山,就是文坛上标杆式的人物。这批作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走了40年,他们一直跟文学在一起,一直跟创作在一起,一直用作品说话,才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最亮的光彩。

如果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文学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非网络时代的文学时期,后一个时期,是网络时代的文学时期。那么,相对而言他更为关注近十年中国文坛的变迁。当技术革新解决了文学创作发表难的困境,中国网络文学正从急剧扩张的野蛮生长期转向新网文时代。同时,杨扬也指出了当下文学创作值得关注的问题,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描写日常生活状态的作品多了,反倒是一些有力度的大视野作品少了。这是值得作家、批评家关注的文学现象。记者日前与杨扬的这场访谈,将上述观点更详尽地呈现了出来。

作家王安忆从创作者的角度描摹过去四十年的小说之路,称这是“可以让写作者安静地拥有书桌的四十年。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似乎到了80年代以后,才有了真正可以称得上职业作家的这些人。”她强调,莫言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证明,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评奖标准是要求持续性写作,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作家才有可能持续性写作,并且将持续下去。“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

上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属于20世纪80年代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则以1978年小说《伤痕》为例指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不是一个作家个人完成的,它是跟整个社会结合起来,一起完成。“当一个时代在转型的时候,旧的理论体系崩溃,新的理论话语还没有产生。在思想界、理论界都来不及转型的时候,最能够把这个时代提前说出来的,就是文学。为什么文学会走到了前面?因为文学不讲理论,文学就是文本,它靠形象,靠一种模糊的感觉,就把这种该说的东西说出来。”

文汇报:在之前的一些文学评论中,人们有意无意地强化着作家作品的创造价值。你却认为,站在今天的角度,或许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的传承比创新更加重要,为什么?

文坛大家各有渊源,终将自己慢慢融入时代

杨扬:文学、文化的危机感始终缠绕着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内在焦虑。从作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的老中青三代作家,他们的文学记忆和个人经验,基本都没有脱离古典传统和现代传统的塑造,区别只在于他们身上的传统印记有强有弱而已。

贾平凹从中国农村的土壤中汲取养分,而莫言承认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铁凝、韩少功、叶兆言等一批文坛大家也有各自的文学渊源。作家创作的资源是多方面的,比较复杂隐秘。文坛大家诞生的源头在哪里,文学评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专家指出,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相对成熟的作家,他们走过了知青道路,走过了寻找共鸣的岁月,并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王安忆开始写她的上海街巷,迟子建扎根在她的寒冷北方,苏童徘徊在他的香椿树街……这些地方大多跟寻根有关,他们到了新世纪后都成为大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

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当时仍然健在,在他们的文学世界中,中国古典传统的底色十分抢眼。汪曾祺、茹志鹃、柳青等亦是新旧文学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当我们对当代文学刨根问底时,就能发现,沿着柳青的足迹,走来了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等作家。同样,在茹志鹃之后,我们看到了王安忆、陈村、赵长天以及很多作家之间的关联。

莫言、余华的创作历程后期也专注写自己那一块,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莫言曾对媒体坦言,民间生活包罗万象,故乡高密独特的人文风貌、方言对话等,都是活色生香的文学资源。这些大作家不再写稀奇古怪的想法,而是把所展示的领域扩大,涉及到政治文化历史等各个层面。作家在成长,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当下的看法,他们自己的修养,都在成长过程中慢慢融入了时代,酿成佳作。

文汇报:在随后的几年里,路遥、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等一批作家,用一部部杰出作品给文坛以惊艳。有评论者称20世纪80年代为“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有评论家认为,五四新文学传统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了一个新的改变。你怎么看这些说法?

文学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提出,仅仅考量外国翻译作品的影响并不足够,他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新时期初期一批青年作家创作的源头。贾平凹初读沈从文小说时的亢奋激动,带着唐三彩拜访孙犁时的庄重;王安忆在《汪老讲故事》中推崇汪曾祺的文字功力,对他“归于平淡”的作品境界赞扬有加;铁凝早期名作《哦,香雪》里洋溢着荷花淀派小说那种特殊的气味;张承志、莫言与鲁迅,韩少功与沈从文,迟子建与萧红也各有渊源……“与其说是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不如说是一代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打开了我们的心灵的天窗、文学的天窗。这次历史的相遇使不少青年作家免走了很长一段弯路,思想见识和文学趣味很快回调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水准上来。”他认为,贾平凹和现代作家的联系最为密切,把中国传统小说在当代发扬光大功不可没;而莫言、余华等一批写作手法比较欧化的作家,在跨过中年的门槛之后也不约而同地回归自我,书写出独特的气质。大作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会不断清理自己的过去,消化吸收很多营养,最贴近中国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的,恰恰是他们。

杨扬:1984年,或是1985年,常常被一些评论家视为新小说和新批评的历史元年。原先的小说写作,都是照着惯例在摹写,但1985年前后,一批“稀奇古怪”的小说作品登堂入室。作家们的聚焦重点,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文学批评则撇开主题、内容等问题,转向文学本体问题。这些既抽象又具体的文学理论,成为批评实践和小说实验的有力支撑。与此同时,电影、电视这类大众艺术门类也热情加入,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的出现,使得莫言、苏童成为普通百姓追捧的明星人物。他们的小说,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小说“不好看”怪谁,脱离生活缺乏共情

中国文学正经历着自印刷术产生以来的最大变革

走过辉煌的年代,王安忆坦言,如今的中国类型小说不够丰富,部分小说并没有讲故事的模式,通篇都是隐喻,似乎有了“隐喻”这个武器,所有细节都可以进入到小说,都可以进入到故事。“现在的小说刚看到一点类型的痕迹就被IP买过去,弄成了电影、电视剧,或者游戏。这个类型完全是体质很弱、基因很不良的东西。”她直言不讳。

文汇报:以网络技术为分野,你将这四十年的中国文学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且认为,网络时代的文学发端是什么时间,它的标志是什么作品?

其实,西方的类型小说也在衰退,英国有讲故事的传统,可以排一串长长的名单,从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到今天的《哈利·波特》,变成了一个魔幻小说,哪怕是丹·布朗也跟生活没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违反了小说的性格。“小说就是世俗的,他讲的故事就是跟生活有关系,跟你我他的日常生活有关系。小说脱离了生活就变得不好看,我们没有共事,没有共情。”王安忆说。

杨扬: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批评中有了“网络文学”这样的术语,另外还有“榕树下”等一批文学网站和一大批网络写手。中国台湾作家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被视为中国第一部网络文学作品,1998年因此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元年。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改变,莫过于互联网技术进入文学世界。由此,中国文学正经历着自印刷术产生以来的最大变革。

面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困境,王安忆认为不能完全归咎于市场,破碎而不成熟的市场或许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一味追求国际奖项的认可也会带来伤害。除了市场“那只手”,网络时代文学的巨变也是专家们关注的话题,陈思和笑称坐在复旦的图书馆里就能感受得到。“我们天天在喊纸质书,鼓励大家看纸质书有文化,看网文就没有文化了?没用的,再怎么说,人家宁可没文化,还是要看。我们必须要敏感到,文学需要有新的生命,有新的力量,跟这个时代真正吻合的,能够呼唤出时代魂,需要这样一种力量,把这个时代人们最需要的东西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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