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平作客小编校解说“散文家的素质”

By admin in 现代文学 on 2020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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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晚,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刘卫平副教授应我校《大学》杂志邀请到我校演讲。   
刘卫平副教授以“作家的素质”为话题,结合自己任教期间的文学研究经验和亲身经历,深入浅出地阐发了自己对于当代作家所应具备素质的看法。他把成为作家的条件归纳为递进的七条:(1)富才气,即对语言文字有异于常人的敏感度及有异于常人的想象力;(
2)有痴情,即有对自己所向往的文学境界的的痴狂,尤其要有气质上的痴狂;(
3)多沉哀,有对人民苦痛的悲悯,还要敢于担当忧患;(
4)具学养,具备普适性的知识体系和与各人所事行业关系密切的激础知识;(5)广视境,能在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对现在进行时人类社会发展状态有所了解;(6)正趣味,作品站得起来,立得下去,能体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7)成吾道,行成属于自己的行文之道。    
演讲持续近两个小时,刘卫平副教授对于当代文化主流的阐释使听众获益匪浅,他对于当代许多新生代作家富才情而缺沉哀的看法以及对于文学中的文字趣味的评述对我校文学爱好者将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刘卫平现任西北大学中国西部作家研究中心主任,兼任陕西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余华写了20多年小说,经人提醒,才恍然发现,“关于我的作品的研讨会,这还是第一次。”11月30日下午,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文艺争鸣》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兄弟》座谈会”,给人感觉更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中文系里的主题讨论会。余华坐在一众学者和学生中,饶有兴致地听着,甚至在出门“放松”回来后发现自己的位子已经坐上了拿着话筒发言的年轻女博士时,索性就近坐在门口静静“听讲”,似乎并不是这场持续三个钟头的学术研讨会和尖锐热辣的话题的“焦点”。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思和倡议搞这个活动已有几个月了,因为自己和余华碰不拢“档期”而一再推迟。他在开场白中说:“余华的《兄弟》上部一出版就引起了整个读书界热烈的‘反响’——有支持,有反对,也有批评,形成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争论。对于这部作品的讨论,到今天为止,还远远没有结论。曾经有一波以媒体宣传为主的高潮,随后也有一波以评论界强力反弹的形式形成的高潮。今天在复旦大学开这个会我想是第三波——我们希望余华的《兄弟》进入文学史,进入学院,大家心平气和地来讨论余华这部作品。”事实上,尽管在之后的讨论中不同观点激烈碰撞,交锋不断,但是发言者始终“心平气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栾梅健谈到,《兄弟》一书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的巨大争议,既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意义,也可以从文学史中找到极其相似的例证:1532年,当法国著名作家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在里昂等地悄然问世时,立即就以其惊世骇俗的语言和荒诞不经的描写引起了法国民众的高度关注。“几乎同样的情况在近五百年后的中国发生了。如果说拉伯雷《巨人传》中的众多荒诞不经乃至不可思议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没落的封建制度与宗教迷信的冲击与嘲笑,显示出新型的人文主义思潮与萌动,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理解,《兄弟》中对李光头这样‘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描写,正是余华对当下社会某一侧面的准确描摹,有着强烈的震撼力与穿透力。”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余华走出了当代的审美习惯我注意到,人们在讨论余华的《兄弟》时,大多数是在西方现代小说这样一个传统下认识文学的,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跟我说《金瓶梅》怎么说的、《红楼梦》怎么说的。这就是说,在讨论余华的《兄弟》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我们今天阅读的主流,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从“文革”(其实是从“五四”以来)一直到今天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美学观念。我毫不掩饰地说,《兄弟》是一部好作品。这部好作品首先是它对当代社会、这个时代作了非常准确的把握。我觉得余华从“先锋”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迈了一大步,一个完全西方化的先锋作家走向了中国民间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典范。我最近在读巴赫金关于拉伯雷的文章,在他所描述的“狂欢化”传统里,我能感觉到余华所写的这种传统。巴赫金说,当我们都习惯了欧洲的资产阶级美学传统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忘记了,欧洲还有另外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民间”的传统。比如,欧洲的民间传统主要是一个“降低”的问题,就是说知识分子如何将自己降低到一个民众的立场上来看待当时的时代和生活。我们可以借助巴赫金来理解余华的《兄弟》。余华走在我们理论的前面,走出了我们当代的审美习惯和审美传统,他连接起了另一种传统,我姑且借用巴赫金的话,就是“怪诞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怪诞”的喜剧传统。余华使我们进入到了中国文学的另一个传统,这种传统需要我们认真加以体会,包括怎么看待“粗鄙化”,怎么看待那种吃喝拉撒的原生态的生命,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去,李光头应该是一个民间的英雄,而不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知识分子。《兄弟》里的这个新的美学范畴,有可能使得中国文学在长期被政治、被意识形态、被知识分子话语异化的情况下,重新还原到中国民间传统下。《文艺争鸣》张未民主编:从创作到写作余华的《兄弟》是当代文学尤其是新世纪文学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可以从中看出一个问题——批评界知识和观念的转型也是迫在眉睫的。原来我们说文学,都是“创作”,现在就常常说“写作”,即使是先锋,也是“先锋写作”。一字之差,但实际上是审美风尚的巨大改变。《兄弟》中经常出现“群众”这个概念。“群众人”是每个人结合到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形成的我们时代的人的性质、人生的状态。《兄弟》写的不符合我们原来“人”的观念,是一个现代的人、“群众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张业松副教授:放肆、狂欢、强悍、愤怒之作对余华的《兄弟》,我认为它首先是一部放肆之作、狂欢之作,第二它是一部强悍之作,第三它是一部愤怒之作。将来文学史上提到中国文学环境的渐变过程,出现了明显的断代迹象或是新的起点迹象的时候,会提到《兄弟》这部作品。在《兄弟》中,我还感受到余华的“愤怒”。这种愤怒,不是匹夫之怒,是君子之怒,这是有大气象的,同时也包含有大的不安。这种不安也隐喻着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文化的大不安。能够产生出不安,我从中触摸到余华在表面的放恣之下内心的敬畏之情。这样的敬畏之情可能是一切有价值的作品的根基,好的东西就从这上面生长出来。复旦大学中文系梁永安副教授:不满足于女性的弱我对余华的创作早就有很高的期待,因为中国缺乏这样多向度探索的作家。我觉得,《兄弟》一方面还是保持着一贯的散文化特点,散文化的创作可能摆脱一定程度上的历史负担,《兄弟》在这一点上还是有一些历史叙事的压力。另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女性。《兄弟》要女性出场,构成大叙事的对位,对位的女性又显得比较弱,内在的生命的沉重、精神的磨难,还是有很大的不满足。复旦大学中文系王宏图副教授:喜剧效果不成功“虚无主义”在余华早期的作品中是很有力的。但是这个武器现在好像变得不大管用了,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来得比我们的思想变化快,而且它更复杂,更让人感到困惑。有人说余华的小说有一种“喜剧”效果,余华是站在高处的,对这个世界有批判;但是我认为,因为余华自己的精神结构、因为他自己也有一种“晕眩”感,他并没有站得比别人更高,所以余华的这种“喜剧”效果也不是很成功。青年文学评论家谢有顺(blog):对《兄弟》仍然有看法余华的写作是一种真正解放了作家的感官的写作。我记得余华说过,当你在描写一个人物的时候,应该学会让你的心脏停止跳动,让你的眼睛睁开,让你的耳朵竖起来。我相信,《兄弟》是有意要在这一点上走向极端。它试图通过一种感官冲击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当代生活是什么。我一点都不怀疑《兄弟》或者余华对这个时代的趣味的描摹和反讽是成功的。余华跟他的《兄弟》的写作契约是现实的,那它就要接受现实的考核。因为它过度强调了夸张的效果,所以可能忽略了与“现实”尤其是与常识层面的现实的关系。以前语言那么精练的余华,在追求语言的狂欢化的同时,是不是也有泥沙俱下的情况存在?在这两个方面,我对《兄弟》有看法,这些看法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消除。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周立民:文学趣味的改变我们当下的“文学趣味”势力太强,这种趣味会让一部不符合这种趣味的作品遭到排斥。我们这个时代好像很开放,其实趣味很单一。当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对他的评价标准还应该固定在以前的标准上吗?我从《兄弟》里感到了一种精神的重量,尤其是前半部对于“文革”的描写。一个作家并不是要恢复那段生活的真实,但是他要建立起这种“情感记忆”,如果作家在作品里能够使得我们的感情达到饱和的状态,那么作家的任务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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